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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樹斌案賠償多少錢？聶母：賠多少孩子也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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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樹斌案蒙塵含冤21年終得沉冤昭雪，從去年12月份歷經21年塵封的錯案，終於能夠被洗刷冤屈，聶樹斌的父母也終於能夠鬆了一口氣。爲了讓兒子能夠清清白白的離去，聶樹斌的父母折騰了大半輩子，終於爲其翻案，那麼，聶樹斌案賠償多少錢？聶樹斌案申請國賠中有1200萬精神賠償高不高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今天小編就來爲大家梳理梳理此次案件。

聶樹斌

聶樹斌案案件全回顧

在中國，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小說家、導演或者編劇能構思出如此戲劇感的故事，但它的的確確正在上演。

故事從中國北方一塊最普通的玉米地開始，所有人的命運註定與它有關。19年前的那個夏天，一場發生在石家莊西郊這塊玉米地的命案，徹底改變了幾個家庭的命運，被污辱者，被懷疑者，被傷害者，被利用者……在真相的迷霧裏，弱者相互攻訐，同情與寬恕陌路。

沒有真相就沒有寬恕，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無數人加入了追問真相的隊伍裏。19年之後，當我們重返現場，那曾經鬱蔥的玉米地早已不復存在。

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所強調的，要努力讓人民羣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所有司法機關都要緊緊圍繞這個目標來改進工作。相信對於聶樹斌、王書金這一典型案件，最終會得到法律施以的公平和正義。

玉米地命案

玉米地命案

直到許多年以後，段月珍仍然無法弄清自家玉米地裏發生的命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

1994年盛夏，河北省石家莊市西郊，新華路西段，路南一片五六十畝的農地裏，一人多高的玉米長勢正旺。

玉米地西邊是方臺村，東邊是孔寨村。靠近玉米地正中的位置，一條3米寬的土路橫貫南北。依據水源灌溉的東西走向，玉米也由東往西種植，每壟寬約半米，壟與壟之間有一條40公分的壟溝。

時近八月，玉米都已繡了穗，秸稈粗壯，連片成長的玉米地很像一片綠色的森林，有風吹過，會發出森林一樣的嘩嘩聲。

段月珍家的口糧田就在這片玉米地裏，地不大，只有一畝。自從上世紀80年代村裏統一分配口糧田，那塊地就歸她家打理。

那時，段月珍的愛人在石家莊市裏開車，下地種田的活計就落在她的肩上。小麥玉米輪番種植。每年初秋收穫時，棒子能掰上千八百斤。一家人日子雖然不算富裕，卻過得平靜踏實。

然而，這份踏實終將被一起兇殺案打破，而案發現場恰是段家的這片玉米地。

“段家地裏死了人”

1994年8月11日早上8點多鐘，太陽還沒升到頭頂，石家莊市液壓件廠的100多名男職工便被要求出門“尋一個人”。

要找的人是工廠技術科的女描圖員康玲玲，幾天前，36歲的康突然失蹤了。

液壓件廠在玉米地西側，只一牆之隔。出門後，工人們按公安機關指定的區域，在土路兩側的一條條壟溝間仔細搜尋。儘管全廠男職工幾乎傾巢而出，但找了近3個小時仍然未果。

電焊工焦瑞生一直在土路西邊的田間搜索，3個小時裏，他從北頭找到南頭，仍無所獲。正當他沿工廠的邊牆向北走時，突然聽到有人大喊：快，找到了。

聽到喊聲，焦瑞生趕緊爬下邊牆，朝着聲音方向跑過去。當時正值盛夏，酷暑難耐，前一個週末又接連下了三天大雨。等焦瑞生跑過玉米地和橫貫南北的土路時，在路東十幾米遠的東西向壟溝裏，看到一具高度腐爛的屍體。

眼前的一幕，讓焦瑞生終身難忘。

銑車工李國平當時也在玉米地的搜索大軍之中，正走在玉米地東側，比焦瑞生離事發地近得多。一聽說人找到了，他快步走向現場。還沒到跟前，離着四五米遠，一股異味迎面襲來。11年後，李國平還記得，不遠處有一隻紅色的鞋子。此外，遺體東北側三四米遠的地方，有一輛自行車。

焦瑞生說，當時近距離觀察現場的一共四五個人。由於場面過於不堪，他們很快走出玉米地，回到南北土路上。

段家地裏死了人的消息，很快在村裏不脛而走。膽小的段月珍與鄰居結伴，想去現場看看。即便如此，她還是沒敢走近細看，隔老遠瞟了幾眼就迅速跑開了。

聶樹斌

“洗完澡人就不見了”

段月珍遠遠望見的遺體，正是失蹤多日的康玲玲。身邊人對她的最後記憶，是1994年8月5日，一個星期五的下午。

康的丈夫侯軍回憶，8月5日當天，二人在家吃過午飯後，差5分1點，康便騎着自行車離開。通常，康下班後，5點半到6點之間便會到家。然而這一次，她再也沒有回來。

康的同事餘秀琴最後一次見到她，是當天下午4點半。餘秀琴描述，康當時身穿藍底帶圖案的連衣裙、紅色塑料涼鞋，推着自行車來到廠門口，二人一起去給車胎打氣。然後，康就“騎車出了車間”。

離開車間，康並未直接回家，而是到廠裏的澡堂洗澡，洗到一半時，碰到了同事王麗平。由於水溫不穩，王麗平洗了10分鐘，便在5點20分離開。平日習練武術的康對此卻毫不介意，還說“我願意洗涼水澡”並留在浴室。

此後，似乎再沒人見過康玲玲。

當晚，侯軍做好晚飯等待妻子回家，直到7點仍不見人。由於單位離家太遠，康玲玲夫婦與液壓件廠的許多職工一樣，在工廠附近的孔寨村租住了一間平房。侯軍以爲她在單位加班，便去廠裏尋找，卻得到康已經回家的說法。侯軍又想起岳父前兩天還專程跑來商量買房事宜，以爲妻子大概爲此回了井陘礦區的孃家，便作罷。

然而，直到三天之後，8月8日(週一)晚間，康玲玲依然沒有回家，一種不祥的預感涌上侯軍的心頭，這讓他半夜難眠。

第二天清早，侯軍起來去廠裏找人，還沒出門，迎面碰到匆匆而來的餘秀琴。餘秀琴與康不僅是同事，還是井陘老鄉，平時常在一起練拳練劍，私交甚密。1994年，各地還在實行大小禮拜休假制度，事發的一週是小禮拜，只休週日一天。發現康玲玲週六、週一兩天沒來上班，餘秀琴便向井陘的工友打聽，聽說康並沒有回礦區的孃家，便到康家裏來找。

“玲玲呢？”“不是在你們廠裏嗎？”“沒有啊。”侯軍一聽，着了急。

侯軍帶着餘秀琴先後來到石家莊市區的各家親戚處尋找，都未找到。以防萬一，他還專門跑回井陘，妻子果然不在。聽說女兒沒了蹤影，康父急忙隨女婿從井陘趕到孔寨，並一起到當地的留營派出所報案。據後來的媒體公開報道，派出所對康父的答覆是：你們先登報吧，登了段時間沒消息再立案。康父不死心，從派出所出來又找到石家莊市公安局郊區分局，他焦急地告訴民警，女兒可能丟了。然而，分局的答覆也一樣：先登報吧，我們不立案。

數年後，康父告訴聶樹斌案的申訴代理律師李樹亭，當時自己還去石家莊市委找過領導。因爲大門不讓進，康父與門衛發生口角並被打。市委保衛部的工作人員一個電話打到康父所在的井陘礦區，要求單位過來領人。礦區卻說：人退休了，不歸我們管。

8月10日，立案不成的康家在工廠保衛科的幫助下繼續撒網式尋找。侯軍通過親友四處打聽消息，康父則和廠裏的部分職工在女兒上下班那段不足一公里的路上反覆找尋。

一團衣物

導致8月11日大規模搜索的是康父發現了一團衣服。

10日，餘秀琴與康父在橫貫玉米地的南北土路西側尋找。晚上7點左右，二人在玉米地南段走進一條長滿雜草的小道。小道北側堆放着不少從地裏鋤下的雜草，細心的康父在其中一堆草裏胡亂一翻，發現了一團衣服。

案發示意圖

“這是不是玲玲的衣服？”康父問身邊的餘秀琴，餘一看，康父手中的正是一條藍底藍綠圈圖案的連衣裙，裏面還裹着一條粉色內褲。多年後，康父回憶尋找衣物的過程時說：“別的草堆都沒有動過的跡象，只有這個草堆像是被人動過。”警方在之後的現場筆錄中，這樣描述埋藏衣物的具體地點，由屍體發現處向南90米，在南北土路西側48米。

8月中旬，晚上7點天還未黑。餘秀琴小跑回廠裏報告，而康父坐在草堆旁守護現場。一小時後警方趕到，天色已晚。他們拿走了埋在草裏的衣物，留下了一句話：等明天下力量找。

第二天，100多名液壓件廠職工被髮動起來，幾小時後，工人在段月珍家的那塊玉米地找到了康玲玲的遺體。

石市公安局郊區分局的現場筆錄顯示，公安人員從當日11：50開始勘查現場，並於14：05結束。現場筆錄記載，屍體現場北距新華路204米，西距南北土路15米。屍體左腳西側20釐米處有一鞋尖朝西的紅色塑料涼鞋，左腳西側偏南30釐米處有一串鑰匙，屍體北側偏西1.5米處有輛頭東尾西倒置的女式自行車。以上三件均爲死者遺物。屍體脖子上有一玉米秸，且在脖子上繞有一件襯衣，開口在北側。

整個現場勘查過程中，侯軍只被帶到衣物埋藏地，並對自行車、鞋和鑰匙進行了辨認。他說，“屍體現場，一開始沒讓我見。後來收屍時讓我看了看。”康父一樣沒能靠近女兒的遺體，他對媒體回憶，公安機關“在那裏檢測、取證，折騰了一天。到晚上7點，他們通知把屍體帶走，纔算是立案了”。

地被撂荒了

自從地裏死了人，段月珍就對那裏儘量迴避。每次澆地、鋤草必須經過時，她都是一溜小跑，“心裏害怕得不行”。

就那麼一畝地，玉米也就種上八九壟，人怎麼就死在我家地裏了？段月珍一直困惑。

“原來我家的西紅柿棚就是村裏人家的祖墳，人家死了人就往我家地裏埋。”段月珍覺得自己既倒黴又憋屈，“誰想沒幾年口糧田裏又死了個人，嚇得我都不敢從那塊兒走了。”

事發後的一兩個月，幾乎每天都有人往段家的玉米地裏去，測量、繪圖，還不時有人來詢問情況。段月珍有些煩了，再有人來，她就直接回絕：你們不要問我了，我已經夠倒黴了。但沒隔太久，偵查人員還是拿着一件淺色帶花的衣服跑來要她辨認，“他們讓我認，我怎麼認得出來。”段月珍搖着頭，有些不高興。

在段月珍的記憶裏，從土路邊到遺體被發現的地方，那一片玉米被絡繹不絕的來訪者踩得亂七八糟。事發當年，她的玉米地少收了至少二百來斤，“那一小片也有沒被糟蹋的，可是掰棒子的時候我根本不敢去。村裏人問起來，我說不要了”。

村裏有人給她出主意：你去找死在你家地裏的人賠錢呀。段月珍和丈夫對此並不認同：人家親人去世已經很倒黴了，我們只是跟着倒黴，哪裏還能再去找人家要錢。

雖然沒有親見，段月珍聽村裏人說，死者的男人曾去她家的玉米地邊給女人燒紙。此後近十年時間，段都很少再去打理那一小片田地，任其自生自滅。

2000年以後，村裏統一回收村民口糧田，段家交地時異常痛快。在他們看來，交了地，簡直就是丟掉了一個負擔。後來，玉米地被村裏租給一些從大名縣遷來的菜農。這些人開來一些機器，開始在玉米地上重新耕種。

聶樹斌

被懷疑者聶樹斌

找到女兒康玲玲的遺體，康父第二天來到石家莊市委，他對此前公安機關不予立案的做法十分不滿。報案卻不立案，這是什麼公安!康父憤憤不平地抱怨。這一次，老人得到的答覆是：已經立案。

康父曾告訴聶樹斌案的申訴代理律師李樹亭，當時的石家莊市委書記趙金鐸下令公安機關限期破案。

但接下來的一個多月裏，誰是兇手始終是個疑問。直到1994年9月23日下午6時20分，郊區分局民警張日強、杜同福在附近的電化廠宿舍區發現了一個騎着山地車的年輕人。

1994年11月30日，石家莊市《社會治安報》上，與張、杜二人同爲專案組成員的民警焦輝廣發表了通訊稿《青紗帳靜悄悄》，文中這樣講述抓捕過程：只見他從防水堤大路上拐進平房宿舍區，不時地左顧右盼，兩位偵查員猛衝過去，攔住去路，張日強突然喝問：“站住!幹什麼的？”那傢伙一驚，掉頭想跑，被杜同福一把拽下自行車。

這個被拽下自行車的青年，就是時年19歲的聶樹斌。

山地車青年

如果不是焦輝廣的這篇通訊稿，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大概永遠也搞不清，自家老實巴交的獨生子，怎麼就成了攔路強姦殺人案的嫌疑犯。

據焦輝廣描寫，1994年8月11日以來的一個多月中，警方先後查訪了8個村莊、12家工廠企業的1000餘人次，並摸出13名嫌疑人，後被一一排除。

9月8日，警方在電化廠宿舍區內，從一退休工人處得知，入夏以來總有一名20多歲的男青年騎一輛藍色山地車在附近閒逛，並幾次尾隨婦女上廁所。這個人“留平頭，長方臉，小眼睛，不像市裏人”。

令人生疑的是，據說8月初，這個人還在孔寨村方向出現過。

老工人的話立刻成爲重要線索，偵查開始向電化廠宿舍及聶樹斌所在的鹿泉方向輻射。之後的幾天，幾名菜農也稱見過一個騎着藍色山地車的青年來回遊蕩，尾隨過路青年婦女。在焦輝廣筆下，一位農民大嫂向警方反映，一名騎着藍色山地車的男青年“悄悄騎到菜地邊土路上，不懷好意地看着她”，等她抄小路回村回頭看時，“那傢伙的樣子活像一隻垂涎三尺的惡狼”。

1990年代中期，山地車還是稀罕物，並不普及，在農村更顯扎眼。9月23日，當聶樹斌騎着藍色山地車在電化廠宿舍區“出現”時，很快就被警方發現。聶母張煥枝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聶平常沒事時，確實喜歡騎車閒逛，有時也會走出老遠，但他總是玩玩就回，從不夜不歸宿。

但那一晚，聶樹斌沒有回家。

第二天上午，警察找到了聶樹斌家，聶樹斌的父親聶學生在外上班，張煥枝也下地幹活，家裏沒人。下午，張煥枝在家見到三名自稱郊區分局的便衣警察，沒有出示任何證件，只說“你兒子被逮了”。張煥枝聽了嚇了一跳，一下靠在牆上。警察也沒有交代聶樹斌究竟犯了什麼事，只說有作案嫌疑。多年以後回想起來，張煥枝覺得當時被嚇蒙了，沒顧上多問。“而且那個時候我就是一個農村婦女，什麼都不懂，他說是警察就是警察，根本不會懷疑。”她說，要是換了現在，至少要查查他們的工作證，就像每有記者到來，都要檢查記者證一樣。

從9月24日起，之後的一個多月裏，警察往聶家跑了三四次。他們搜查聶樹斌的房間時，還從抽屜裏拿走了一個小本。張煥枝說，兒子從來沒有記日記的習慣，裏面寫了些什麼，家人到現在都不清楚，但警方說“裏面寫了一些內容，要拿走”。

警方還拿了一件衣服要聶家辨認。張煥枝記得，一個警察坐在北屋的椅子上，擡高的手裏拎着一件花襯衣，“這衣服是你們家的不是？”張煥枝看了看，“不是。”警察又揚揚手：你看仔細點。張煥枝再次確認：不是。

“那是一件女人穿的花衣服，長袖，上面有藍色的花，一朵一朵的，並不大。”張煥枝說，上面也有小碎花，比一塊錢的硬幣稍大，但是很少。這個細節也成了19年後王書金案二審開庭後，張煥枝指出檢方在證據上“造假”的理由。此爲後話。

康父告訴律師李樹亭，破案期間，警方也去過他家幾次。一次拿走了女兒的照片，一次拿走了兩件衣服，其中一件是花襯衣，另一件是連衣裙。康父說，“這些衣服都在公安局放着，我們要，公安局不給。後來(警方)又拿了衣服讓我們辨認，一件也是花衣服，一件是連衣裙。”不過康父表示，之後拿來辨認的衣服並不認識。

出事以後，張煥枝去過兒子學校。她說，對於聶樹斌犯事，老師、同學的反應都是“抓誰也不能抓聶樹斌啊”。楊中山是聶樹斌在校辦廠工作時的領班，帶過他一年多。在楊中山眼裏，聶樹斌實在、老實、話不多，“他沒有什麼不良的嗜好行爲，幹活還行，不偷奸耍滑”。

聶樹斌

“你兒子自己都承認了”

知道聶樹斌被抓後，張煥枝開始往郊區公安分局跑，一是要看看兒子，二是想問問他到底犯了什麼法。一週之內，她從鹿泉騎車去了兩三次，次次都被堵在門口。“連門都進不去，怎麼找人，怎麼問？”張煥枝皺着眉頭提高了聲音。

見不到兒子就趕緊找律師。通過聶父二嫂的關係，張煥枝輾轉找到在法律服務社(現石家莊市新華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張景和。“張景和從前好像不是律師。聘請他的時候，我給了2000元。”張煥枝回憶，“那個時候2000就挺多了。”

對於整個聶案經過，張景和理應是最有發言權的非公職人員。然而，據他的家屬透露，如今77歲的張景和由於疾病纏身，已在醫院住了多年，根本無法回憶近20年前的舊事。

一開始，聶家人都以爲，聶樹斌最多也就是個小偷小摸。更從未想過，從不惹事、有些口吃的聶樹斌犯下的竟是強姦、殺人的大罪。甚至，在找律師的那段時間，聶家還如期操辦了聶樹斌姐姐的婚事。

直到不久後的一天，聶學生在工作單位石家莊聯鹼廠見到一張逮捕證，上面清楚地寫着聶樹斌“強姦殺人”。據媒體報道，老實少言的聶學生當時死活不肯在逮捕證上簽字，狂喊着“我兒子不是這樣的人!”警察說，籤吧，你兒子自己都承認了。

兒子強姦殺人？張煥枝怎麼也想不通。“樹斌從來沒跟女的幹過那種事，怎麼會去強姦？而且那個女的三十好幾了，樹斌才二十，怎麼會去強姦她？”在張煥枝眼中，兒子性格內向，甚至有些懦弱。1993年兒子在家裏連只母雞都不敢殺，第二年怎麼就能跑出去殺人？張煥枝說得非常直白：他沒那個膽量。

“他回頭看了我一眼，滿臉淚水”

一審開庭前，張煥枝在二嫂家第一次見到張景和，時間不長，只有半小時不到。18年後，見面時的大部分細節，已然忘卻。她只記得張景和告訴自己，對玉米地中的命案，聶樹斌前5天都不認，第6天卻突然改了說法。當張景和詢問聶樹斌，“之前你怎麼不認”時，聶樹斌沒有回答。再問“現在怎麼又認了”，聶樹斌流着眼淚，略帶口吃地說了兩個字：打哩。

對於這個說法，張景和曾在2006年的一次採訪中間接否認。媒體報道顯示，張景和一共與聶樹斌會見3次，但聶從未喊冤，每次都承認事情是自己所爲。

聶樹斌案件

在聶樹斌供認犯案時間的問題上，《青紗帳靜悄悄》也有描寫：9月29日，在偵查人員強有力的政策攻心和確鑿的證據面前，聶樹斌自知再無法抵賴，終於繳械投降，供認了攔路強姦殺人的全部犯罪事實。9月29日，正是聶樹斌被抓的第6天。

至於口供內容，張景和告訴張煥枝：現場什麼樣，口供就什麼樣。依據此前報道，張景和曾經透露，聶的口供裏包括屍體擺放方向、自行車樣式、內衣顏色等。這一切，均與現場吻合。但張煥枝強調，張景和說現場沒有指紋、腳印，也沒做過DNA鑑定。

從二嫂家回來，張煥枝左思右想。她認爲，兒子天生口吃、不會回嘴，審問時必然吃虧。“過去，我也錯怪過他，都是事後才明白，因爲他說不出來”，張煥枝說。而且，前5天爲什麼一直不認，第6天就認了？從此以後，張煥枝每次回憶起來都非常後悔“當時怎麼就沒問問張景和兒子身上是不是有傷？”

接下來的幾個月，聶樹斌音信全無。張煥枝再次見到兒子，是在1995年3月3日，案件一審開庭之後。

1995年，石家莊中院還在靶場街，馬路不寬。那天，張煥枝趕到法院，卻因爲案件涉及受害人隱私沒能入場。除了法官、檢察官，走進法庭的只有康父與張景和。張煥枝一直在街上等，直到一個多小時後看見張景和與一名法官一道離開，庭審結束。

張煥枝匆匆走上法庭所在的二樓，剛一推門，就聽見聶樹斌號啕大哭。她趕快跑進去，看到聶背對自己，還沒跑到跟前，就被幾名法警攔住。張煥枝大叫一聲：樹斌!兒子抽泣着回頭看了自己一眼，滿臉淚水。這是母子二人最後一次相見，相隔七八米遠，沒有說一句話。

對於庭審情況，張煥枝事後曾找張景和詢問，張景和說他抓住證據不足這一點努力辯護，但法庭並未採信。

康父也向李樹亭回憶過此次一審場景，“一開始法官先說了一些程序問題，之後公訴人宣讀起訴書。”依據康父的說法，庭審中沒有進行調查、質證和辯論，張景和只說“孩子年輕，從輕處罰”，並讓聶家多賠錢。

在李樹亭看來，這次庭審過於簡短，“從時間上看，留給律師說話的機會不會太多。”李樹亭說：“這樣的案子如果放在現在，開庭最快也得半天，一般都要一整天。”

1995年3月15日，聶案一審宣判，認定聶樹斌強姦、故意殺人罪名成立，判處死刑。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判處聶樹斌賠償康家喪葬費及其他費用2000元。

宣判後，聶樹斌和康家同時上訴，前者的理由是量刑過重，後者的理由是存在疑點、民事賠償過低。與一審相比，二審幹脆沒有開庭，只作書面審理。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減輕了對聶樹斌強姦婦女罪的量刑，但整體維持了石家莊中院的原判。

那段時間，張煥枝說她並沒有接到任何通知。

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

執行死刑

五一前後，正值春夏之交、天氣轉暖之時。

1995年4月28日，和康玲玲出事的那天一樣，也是一個週五。在張煥枝的叮囑下，聶學生挑揀了三件單薄的衣服，騎着自行車來到關押聶樹斌的看守所。

看守所的工作人員正忙着，一看聶學生來了，馬上問道：你怎麼又來了？聶學生說：天熱了，我給兒子拿兩件單衣。聽到這話，工作人員放下手中的活，轉身離開。十幾分鍾之後，一個人衝着聶學生一個勁地招手：來來來，過來過來，我來給你說說。聶學生走過去，對方說，你兒子走了。

“走了？去哪了？”聶學生不解。那個衝他招手的人說：往後不要再來送衣服了，你兒子昨天被槍斃了。

聶學生只感覺腦子裏“嗡”的一聲，差點暈倒在地。回到家後，張煥枝聽說兒子已不在人世，關切地問道：你剛纔怎麼回來的？聶學生說，我都不知道騎自行車怎麼樣騎回來的。之後，聶學生一頭倒在炕上，一言不發。

許久，聶學生躺在牀上幽幽地告訴張煥枝：你堅持住，我也堅持住，咱們不管，一定要再去問問。張煥枝說，人都槍斃了，問又有什麼意義。外表憨厚、不善言辭的聶學生說，那不行，必須問。

1994年8月，河北省石家莊市孔寨村，一名婦女從一片玉米地經過時遭惡徒強暴，最終被殺害。

1995年4月27日，21歲的河北青年聶樹斌因此案被執行死刑。

2005年1月17日，另案被告人王書金自認系聶樹斌案真兇。此事經媒體報道後，引發社會關注。

2007年3月，王書金因犯故意殺人罪和強姦罪被判死刑。一審時，王書金主動供述的石家莊市西郊玉米地強姦殺人案未被起訴，王以此爲由提出上訴。

2007年5月起，聶樹斌母親張煥枝、父親聶學生、姐姐聶淑惠向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和多個部門提出申訴，認爲聶樹斌不是兇手，要求改判無罪。

2013年6月25日，王書金案二審的庭審中，檢方在庭上引用聶樹斌案部分案卷中的證據材料力證王書金並非石家莊西郊玉米地強姦殺人案真兇，而王書金則堅稱自己爲真兇，並詳述了自己作案時的諸多細節。期間，被封鎖18年的聶樹斌案原始卷宗材料，部分(137頁中的26頁)被獲准查閱。

2013年9月，在二審判決中，河北省高院認定石家莊市西郊玉米地強姦殺人案並非王書金所爲，維持了王書金的死刑判決並報請最高人民法院覈准。目前，王書金案仍處在死刑複覈程序中。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消息，決定將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的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一案，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異地複查。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對原審被告人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再審案公開宣判，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

聶樹斌案申請國家賠償

1200萬精神賠償

12月14日下午，聶樹斌家人委託律師向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了《刑事國家賠償申請書》，其中提出7項賠償申請，金額共計13919156.80元。這也標誌着這起轟動全國的案件的國家賠償程序正式啓動。

聶樹斌案賠償多少錢

依據

錯判侵害聶樹斌人生自由、名譽與生命權

聶樹斌家人遞交的《刑事國家賠償申請書》稱，1994年9月23日受害人聶樹斌被傳喚，9月24日被監視居住，10月1日被刑事拘留，10月9日因涉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被逮捕。

1995年3月3日，河北省石家莊市人民檢察院以受害人犯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向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於1995年3月15日判決受害人“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受害人不服，向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1995年4月25日作出終審維持死刑判決。同年4月27日，受害人被執行死刑。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對受害人故意殺人、強姦婦女再審案公開宣判，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

聶樹斌家人在申請書中認爲，受害人在被錯拘、錯捕、錯訴、錯判階段，人身自由、個人名譽和生命均受到了嚴重侵害。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於1995年4月25日對聶樹斌作出的錯誤的有罪判決，更是在法律上對受害人作出極不公正的評價，剝奪了受害人年輕的生命。該錯誤評價雖最終被最高人民法院撤銷，但給請求人在精神上造成的巨大傷害是顯而易見的。

聶樹斌母親張煥枝聽取聶樹斌無罪的判決結果

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聶樹斌家人申請賠償案

數額

申請賠償金額共計7項1391萬餘元

聶樹斌母親在四川澤仁律師事務所律師辜光偉和北京京師(天津)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殿學陪同下一起來到法院，聶樹斌父母總計列出7項賠償請求並逐一給出了法律依據，請求分別是：

1、請求賠償義務機關賠償死亡賠償金、喪葬費1264820元;

2、請求賠償義務機關賠償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52336.80元;

3、請求賠償義務機關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12000000元;

4、請求賠償義務機關賠償受害人聶樹斌被撫養人張煥枝、聶學生生活費至死亡時止，爲被撫養人張煥枝辦理養老保險;

5、請求賠償義務機關賠償請求人因受害人聶樹斌當年被錯誤追究刑事責任而支付給被害人親屬康家的2000元錢及其利息;

6、請求賠償義務機關賠償請求人因申訴產生的費用及損失600000元;

7、請求原河北辦案機關向請求人發送道歉信並在媒體上公開國家賠償決定書予以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

以上各項費用合計：13919156.80元。

聶樹斌改判無罪

責任

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是賠償義務機關

申請人表示，《國家賠償法》第二十一條第四款規定：“再審改判無罪的，作出原生效判決的人民法院爲賠償義務機關。二審發回重審後作無罪處理的，作出一審有罪判決的人民法院爲賠償義務機關。”

河北高院向聶樹斌家屬致歉

在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1995)冀刑一終字第129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維持對聶樹斌犯故意殺人罪的定罪量刑，決定執行死刑，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授權高級人民法院覈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規定覈准聶樹斌死刑。1995年4月27日，聶樹斌被執行死刑。

因此，請求人應當向作出原生效判決的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

聶樹斌案獲268萬國家賠償

聶母：若孩子還在國家賠多少我都不願接受

3月28日，張煥枝在接到國家賠償賠償決定書時，“很平靜”。這是聶樹斌案的最後一棒，她穩穩走完。

3月28日，聶母張煥枝接到了國家賠償決定書，獲賠268萬元。

2017年3月30日下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對聶樹斌父母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決定支付張煥枝、聶學生國家賠償金共計2681399.1元。該決定已於3月28日送達。

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再審改判21年前被槍決的河北青年聶樹斌無罪。張煥枝、聶樹斌於2017年2月14日，向河北省高院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賠償費用合計：13919156.8元。河北省高院於同日受理申請。

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

張煥枝：如果孩子還在，國家賠多少，我都不願意接受

過了2017年的春節，張煥枝73歲了。與年前最高法改判聶樹斌無罪時的號啕大哭不同，3月28日，張煥枝在接到國家賠償賠償決定書時，“很平靜”。這是聶樹斌案的最後一棒，她穩穩走完。此前，兒子蒙冤21年，她申訴11年，期間波折不斷。張煥枝曾稱，從爲兒子申冤至今，她僅記者已經接待4代。與張煥枝打了11年交道的律師李樹亭，也從最初的黑髮變成滿頭白髮。“現在就是先把房子蓋好，剩下的就是平靜地過生活。”張煥枝說。

記者：你是什麼時候接到國家賠償決定書的？

張煥枝：3月28號上午河北高院賠償委員會辦公室的3個法官，還有一個司機，把決定書送到我家。他們告訴我如果對決定不滿意，可以一個月之內提出申訴，如果不申訴，一個月之後決定書就生效了。

2016年12月2日，法院改判聶樹斌無罪，聶母走出法院。

記者：會提出申訴嗎？

張煥枝：我們不打算申訴了。改判後，我的生活挺平靜的。我和他爸看到國家賠償決定書也比較平靜。

聶樹斌案賠償多少錢

記者：對賠償的結果比較滿意？

張煥枝：怎麼能叫“滿意”呢？你說的這個詞就不那麼合適。一個人的價值有多大，不是這個數字能賠償的。如果孩子還在，國家賠償給多少，我都不願意接這個數字。我是完全、嚴格按照國家賠償法，一條條提的賠償要求，沒有提什麼無理要求，這個結果也是按照法律給我落實的，我能接受。

記者：去年12月，你和聶學生(聶父)提出的國家賠償申請裏，包含精神損害撫慰金1200萬。如何看待目前的結果？

張煥枝：提是提，提(1200萬)是因爲這些年給我們造成的傷害。從去年提出申請到現在，中間跟河北高院溝通了3、4次，他們認真考慮了我們的申請。

記者：賠償申請裏有一項是請求河北原辦案機關發佈道歉信，並在媒體上予以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這一點會落實嗎？

張煥枝：這幾次和河北高院的溝通比較順暢，他們也在網站上向我們道歉了，對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的要求我沒有堅持。河北高院非常重視，態度也挺好，媒體也都報道了，我覺得再堅持沒有什麼意義。

記者：決定書送達後，有沒有特別想告訴的人？

張煥枝：沒有告訴誰，因爲要等1個月之後才生效。

記者：從改判到現在，生活怎麼樣？

張煥枝：生活恢復平靜了，我心裏也很平靜。以前忙着申訴，一直沒心情整理房子，家裏這個房子是1980年蓋的，質量不好，牆皮什麼的都壞了。現在剛把房子拆了，正在蓋新房。

記者：聶樹斌的那間房子也拆了？

張煥枝：拆了，都拆了。我們也不圖什麼，就像村裏其他家那樣，蓋個新房子，也能換個心情，再好好過幾年。

記者：打算如何處置賠償金？

張煥枝：現在就是先把房子蓋好，剩下的就是平靜地過生活。

2016年12月2日，聶樹斌被判無罪，張煥枝在回家列車上翻看判決書。

聶母張煥枝和王殿學在一起

國家賠償代理人王殿學：聶案精神賠償獲得突破

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再審改判21年前被槍決的河北青年聶樹斌無罪。聶樹斌家人與辜光偉、王殿學兩位律師簽署委託協議，兩人代爲申請國家賠償。2005年，王殿學第一次聽說“一案兩兇”的聶樹斌案時，尚是從事深度報道的記者。多年後，他轉型律師，接過聶案“最後一棒”。在律師王殿學看來，“無論是精神賠償總額，還是的絕對值(精神損害撫慰金超過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約98%)，相對之前的案件，算是一點突破，很不容易。”

記者：你是怎麼接手聶樹斌案的國家賠償事務的？

王殿學：去年12月聶樹斌案改判後，代理律師李樹亭推薦了我和辜光偉律師，代聶家申請國家賠償。再此之前，我也代理過國家賠償，有一定知識和經驗的儲備吧。

記者：你代理期間做了哪些工作？

王殿學：我和辜律師首先了解了案件基本情況，計算賠償數額。我去了聶樹斌家，瞭解案件對聶家造成的影響。冤案奪走了他們唯一一個兒子，家裏的房子也是很早之前蓋的，還是土坯牆。爲了申訴，前後花了不少錢，還有欠債，應該說生活挺困難的。

另外，就精神撫慰賠償金的問題，我們查了之前的一些案件。

記者：申請中，精神損害撫慰金1200萬是怎麼計算的？

王殿學：聶樹斌案是國內比較典型的冤錯案，我剛剛提到，它奪走了聶家唯一一個兒子，也直接導致他們再沒有後代。聶學生還因此生了病，聶家揹負着強姦殺人犯家屬的惡名。包括後來一波幾折的申訴，聶家父母遭受痛苦是難以想象的。

記者：你提到查了之前的一些案件，哪些案件具備參考價值？

王殿學：按照最高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國家賠償案件適用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意見”，精神損害撫慰金“原則上不超過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35%”。

我們查了一些冤案賠償的案例，提交給河北高院，其中一些超過了35%。比如呼格案，精神賠償的比例大約在94%。這些意見河北高院也採納了。應該說，河北高院比較充分地考慮了聶家遭受的傷害和他們提出的申請。

記者：在申請國家賠償期間，聶家有沒有反映過哪些困難和擔憂？

王殿學：他們比較擔心養老。畢竟唯一一個兒子沒了，聶家父母原來想請求辦養老保險，後來沒被支持，最後給了一次性的撫養費。

記者：你對現在的賠償結果如何評價？

王殿學：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反饋給我們律師的情況是，她還是認可這個賠償決定的，不打算申訴。

從提出申請到送達決定書，期間我們和河北高院先後溝通了7、8次，死亡賠償金、喪葬費、人身自由賠償金等，法律上有明確規定，沒有爭議，基本上在第一次就確定下來了，後來(溝通)主要集中在精神撫慰賠償金上。從結果看，無論是總額，還是絕對值，精神損害撫慰金超過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約98%，相對之前的案件，算是一點突破，很不容易。

附：國家賠償決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