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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導演徐紀周,解碼《狂飆》

來源:歐巴風    閱讀: 1.88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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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掃黑劇《狂飆》結束。
作爲第一部以打黑除惡常態化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爲背景的影視作品,《飆升》自開播以來取得了良好的收視率和口碑。
與以往的掃黑劇不同,該劇選取了2000年、2006年、2021年三個時間節點。在正敘和倒敘的巨大敘事中,講述了以安欣爲代表的正義力量與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跨越20年的激烈競爭。
1月31日,導演、編劇徐紀周在接受《北京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打黑除惡的常態化反映了我國刮骨療毒、自我創新的決心。”。他說,““飆升”實際上是一個描述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快速進步的時代。20年來虛擬二線城市京海的巨大變化是該劇背後最大的主角。”
徐紀周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自2000年以來,他一直從事電視劇創作。他創作了許多經典作品,如《中國刑警》、《黑風暴》、《狙擊手》和《不可磨滅的暱稱》。

採訪導演徐紀周,解碼《狂飆》

徐紀周在《狂飆》拍攝現場(受訪者供圖)
談創作初衷
“不是一個表面上簡單的警匪故事,而是希望從中勾勒出時代”
《北京新聞》:幾天前,你在一次採訪中說:“《飆升》是一部可以刻在我骨灰盒上的戲劇,它實現了我多年來的夙願。”爲什麼這部劇在你的創作生涯中如此重要?
徐紀周:我一直有一個“野心”,那就是講一個長時間的警匪故事。這不是一個表面上簡單的警匪故事,而是我希望勾勒出我從大學畢業到現在20年經歷的時代變遷。我對人性的感知被揉進去了。這是我最熟悉、最深刻的領域。
當2019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即將結束時,我收到了邀請,很快就同意了。這是第一部以打黑除惡常態化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爲背景的影視作品。爲什麼叫“飆升”?事實上,它描繪了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快速發展的時代。
這部戲有兩個主角:安欣和高啓強。它涵蓋了從官員到基層人民的各種角色,形成了一個生動的社會。這是一條線。然而,20年來虛擬二線城市京海的巨大變化是這部戲背後最大的主角。
京海是過去20年中國內陸城市發展的縮影,內容非常豐富。我盡力把我們認識的社會生態、權力結構、基層政治生態等放進去,大家都覺得比較新鮮。我和編劇朱儁義都是北方人。在最初的故事中,京海更像是一個二三線的北方城市。但在拍攝過程中,爲了展現三個時代的特點,在視覺上與以往的作品區分開來,我們一路走到了廣東。作品穿插了廣東的風土人情、民俗風情,爲戲劇增添了一些亮點。現在圈內的香腸粉、餃子、豬腳等都是廣東的地域特色,觀衆也抓住了這些點。
新京報:這部劇的內容呈現時間跨度爲20年。爲什麼要選擇這樣的時間跨度?
徐紀周:20年的時間跨度,如果完全延長,戲劇很容易破裂。我把一部戲當作三部戲,選擇了2000年、2006年和2021年作爲時間節點。這三個階段都很有代表性,這給了我一個非常充分的空間來展示角色的成長和人性的複雜性。
第一階段是世紀之交的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併成功申請奧運會。在此期間,中國的治安環境相對複雜。我拍了一部公安紀事片,看了這個案子很震驚,但主要是暴力犯罪。該單位的代表是徐江,更公開,更勇敢,就像香港電影中的年輕人一樣。世界也是如此,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伴隨着社會保障問題,遇到問題,以粗暴的手段解決。
第二階段是2006年出臺了一系列土地調控政策。這一時期頻發案件的特點之一是利用土地調控政策的漏洞,尋找差距,抓住巨大利益。當時,大多數極端犯罪都與拆遷有關。這個單位設立魯莽村拆遷事件是許多城市城鎮化的縮影。從村委會到拆遷公司,再到基層執法隊伍,各方利益交錯。通過魯莽村的拆遷,我們可以告訴你爲什麼黑惡勢力能夠形成,爲什麼這麼難消滅黑惡勢力。
第三階段是2021年掃黑除惡常態化,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工作開始。
這三個時間節點既考慮了宣傳,又反映了不同時期社會環境保障工作的特殊性。
談打黑除惡的常態化
“它反映了我國刮骨療毒、自我創新的決心”
新京報:你認爲這部戲最大的社會意義是什麼?政法部門是如何支持的?
徐紀周:作爲一部關於打擊黑手黨和邪惡的政治和法律主題的戲劇,我們可能比其他戲劇更負面,因爲我們需要了解黑手黨和邪惡勢力來自哪裏,爲什麼要結束它。這可能是這部作品的社會意義,超越了它的商業價值。
中央政法委給了我們很多檔案,也給了我們很多采訪。前期已經播出了打黑除惡的戲劇。爲了避免重複,最終定調是在打黑除惡常態化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的背景下創作的。劇本打磨時間長,2021年9月26日啓動,2022年1月18日完成。其實劇本一直寫到2022年1月5日,邊拍邊寫,邊寫邊改,就是說明爲什麼只靠一輪打黑除惡是打不乾淨的,爲什麼打黑除惡要常態化。
從世界的角度來看,黑惡勢力正在利用社會制度的差距向上延伸。前面砍了一波,下一波“草”只要有空間就會死灰復燃,坐大成勢。“野火燒不完,春風又吹又生。”如何杜絕?只能是打黑除惡的常態化。
一開始,高啓強的設定是,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一開始就把他打掉了。既然說到打黑除惡的常態化,他在第三階段的犯罪設置就更加隱蔽了。我們瞭解到的黑惡勢力犯罪手段都體現在他身上。比如他建幼兒園、養老院,吸引腐蝕基層公務員和退休幹部;幫助老廠街的鄰居解決孩子上學、老人生病住院等問題,口碑不錯,但作惡手段都扔給了唐小虎和唐小龍,出了事就和他們一起切割,給自己洗白。
這樣,觀衆就認爲這是合理的。強盛集團的黑惡勢力如此強大,爲什麼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沒有被打掉,而是在打黑除惡常態化後被打掉?這就是背後的“保護傘”。打黑除惡,“保護傘”並不意味着打掉就能打掉。片頭有一個鏡頭,傘下的樹盤根錯節,狗牙交錯,連根拔起來都不容易。整個系統必須深挖才能挖出來。因此,打黑除惡的常態化反映了我國黨刮骨治毒、自我創新的決心。
尺度把握
“一定要有同理心,讓大家相信這就是我們身邊的事。”
新京報:近兩年打黑除惡題材頻頻出現,這部劇是如何創造新意的?
徐紀周:一方面是中央政法委的大力支持,很多案例對我們開放;另一方面,從中央政法委的相關領導到我們的創作者,我們都在追求高質量的產品。我有自己的才華,也有自己的才華。這就是創作意識。個人一直想講一個以兩個人物命運爲主線,時間跨度20年的警匪故事,寫出我20年的沉澱,不會受到題材和外界的影響。
新京報:同理心是該劇的一大特色。你覺得戲劇創作與現實的關係怎麼樣?如何平衡和把握這個尺度?
徐紀周:我們嚴格遵循經典現實主義的傳統原則。核心是人物具有社會性,讓每個人都有同理心。警察和土匪的故事本身是戲劇性的、傳奇的和奇觀的。如果我在拍攝時盲目地強調形式感和風格,人們會認爲我在看奇觀劇和活潑,他不認爲這與他有關。
《飆升》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社會反響,是因爲人們相信這些事情可以發生在他身邊。從類型上看,拍攝打黑除惡的主題不同於其他禁毒主題,因爲黑惡最接近民生,對民生的危害最大。如果人們沒有辦法抱怨,直接影響到公共權力部門的形象。
既然我們想拍攝離普通人最近的黑惡勢力,所有的人物塑造,從文本到拍攝,都必須有同理心。張毅、張鬆文等演員有生活經歷和這種意識,他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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