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扫黑剧《狂飙》结束。
作为第一部以打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的影视作品，《飙升》自开播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收视率和口碑。
与以往的扫黑剧不同，该剧选取了2000年、2006年、2021年三个时间节点。在正叙和倒叙的巨大叙事中，讲述了以安欣为代表的正义力量与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跨越20年的激烈竞争。
1月31日，导演、编剧徐纪周在接受《北京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打黑除恶的常态化反映了我国刮骨疗毒、自我创新的决心。”。他说，““飙升”实际上是一个描述过去20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快速进步的时代。20年来虚拟二线城市京海的巨大变化是该剧背后最大的主角。”
徐纪周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自2000年以来，他一直从事电视剧创作。他创作了许多经典作品，如《中国刑警》、《黑风暴》、《狙击手》和《不可磨灭的昵称》。
徐纪周在《狂飙》拍摄现场(受访者供图)
谈创作初衷
“不是一个表面上简单的警匪故事，而是希望从中勾勒出时代”
《北京新闻》：几天前，你在一次采访中说：“《飙升》是一部可以刻在我骨灰盒上的戏剧，它实现了我多年来的夙愿。”为什么这部剧在你的创作生涯中如此重要？
徐纪周：我一直有一个“野心”，那就是讲一个长时间的警匪故事。这不是一个表面上简单的警匪故事，而是我希望勾勒出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20年经历的时代变迁。我对人性的感知被揉进去了。这是我最熟悉、最深刻的领域。
当2019年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即将结束时，我收到了邀请，很快就同意了。这是第一部以打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为什么叫“飙升”？事实上，它描绘了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快速发展的时代。
这部戏有两个主角：安欣和高启强。它涵盖了从官员到基层人民的各种角色，形成了一个生动的社会。这是一条线。然而，20年来虚拟二线城市京海的巨大变化是这部戏背后最大的主角。
京海是过去20年中国内陆城市发展的缩影，内容非常丰富。我尽力把我们认识的社会生态、权力结构、基层政治生态等放进去，大家都觉得比较新鲜。我和编剧朱俊义都是北方人。在最初的故事中，京海更像是一个二三线的北方城市。但在拍摄过程中，为了展现三个时代的特点，在视觉上与以往的作品区分开来，我们一路走到了广东。作品穿插了广东的风土人情、民俗风情，为戏剧增添了一些亮点。现在圈内的香肠粉、饺子、猪脚等都是广东的地域特色，观众也抓住了这些点。
新京报：这部剧的内容呈现时间跨度为20年。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时间跨度？
徐纪周：20年的时间跨度，如果完全延长，戏剧很容易破裂。我把一部戏当作三部戏，选择了2000年、2006年和2021年作为时间节点。这三个阶段都很有代表性，这给了我一个非常充分的空间来展示角色的成长和人性的复杂性。
第一阶段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成功申请奥运会。在此期间，中国的治安环境相对复杂。我拍了一部公安纪事片，看了这个案子很震惊，但主要是暴力犯罪。该单位的代表是徐江，更公开，更勇敢，就像香港电影中的年轻人一样。世界也是如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保障问题，遇到问题，以粗暴的手段解决。
第二阶段是2006年出台了一系列土地调控政策。这一时期频发案件的特点之一是利用土地调控政策的漏洞，寻找差距，抓住巨大利益。当时，大多数极端犯罪都与拆迁有关。这个单位设立鲁莽村拆迁事件是许多城市城镇化的缩影。从村委会到拆迁公司，再到基层执法队伍，各方利益交错。通过鲁莽村的拆迁，我们可以告诉你为什么黑恶势力能够形成，为什么这么难消灭黑恶势力。
第三阶段是2021年扫黑除恶常态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始。
这三个时间节点既考虑了宣传，又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保障工作的特殊性。
谈打黑除恶的常态化
“它反映了我国刮骨疗毒、自我创新的决心”
新京报：你认为这部戏最大的社会意义是什么？政法部门是如何支持的？
徐纪周：作为一部关于打击黑手党和邪恶的政治和法律主题的戏剧，我们可能比其他戏剧更负面，因为我们需要了解黑手党和邪恶势力来自哪里，为什么要结束它。这可能是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超越了它的商业价值。
中央政法委给了我们很多档案，也给了我们很多采访。前期已经播出了打黑除恶的戏剧。为了避免重复，最终定调是在打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背景下创作的。剧本打磨时间长，2021年9月26日启动，2022年1月18日完成。其实剧本一直写到2022年1月5日，边拍边写，边写边改，就是说明为什么只靠一轮打黑除恶是打不干净的，为什么打黑除恶要常态化。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黑恶势力正在利用社会制度的差距向上延伸。前面砍了一波，下一波“草”只要有空间就会死灰复燃，坐大成势。“野火烧不完，春风又吹又生。”如何杜绝？只能是打黑除恶的常态化。
一开始，高启强的设定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开始就把他打掉了。既然说到打黑除恶的常态化，他在第三阶段的犯罪设置就更加隐蔽了。我们了解到的黑恶势力犯罪手段都体现在他身上。比如他建幼儿园、养老院，吸引腐蚀基层公务员和退休干部；帮助老厂街的邻居解决孩子上学、老人生病住院等问题，口碑不错，但作恶手段都扔给了唐小虎和唐小龙，出了事就和他们一起切割，给自己洗白。
这样，观众就认为这是合理的。强盛集团的黑恶势力如此强大，为什么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没有被打掉，而是在打黑除恶常态化后被打掉？这就是背后的“保护伞”。打黑除恶，“保护伞”并不意味着打掉就能打掉。片头有一个镜头，伞下的树盘根错节，狗牙交错，连根拔起来都不容易。整个系统必须深挖才能挖出来。因此，打黑除恶的常态化反映了我国党刮骨治毒、自我创新的决心。
谈尺度把握
“一定要有同理心，让大家相信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
新京报：近两年打黑除恶题材频频出现，这部剧是如何创造新意的？
徐纪周:一方面是中央政法委的大力支持，很多案例对我们开放；另一方面，从中央政法委的相关领导到我们的创作者，我们都在追求高质量的产品。我有自己的才华，也有自己的才华。这就是创作意识。个人一直想讲一个以两个人物命运为主线，时间跨度20年的警匪故事，写出我20年的沉淀，不会受到题材和外界的影响。
新京报：同理心是该剧的一大特色。你觉得戏剧创作与现实的关系怎么样？如何平衡和把握这个尺度？
徐纪周：我们严格遵循经典现实主义的传统原则。核心是人物具有社会性，让每个人都有同理心。警察和土匪的故事本身是戏剧性的、传奇的和奇观的。如果我在拍摄时盲目地强调形式感和风格，人们会认为我在看奇观剧和活泼，他不认为这与他有关。
《飙升》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些事情可以发生在他身边。从类型上看，拍摄打黑除恶的主题不同于其他禁毒主题，因为黑恶最接近民生，对民生的危害最大。如果人们没有办法抱怨，直接影响到公共权力部门的形象。
既然我们想拍摄离普通人最近的黑恶势力，所有的人物塑造，从文本到拍摄，都必须有同理心。张毅、张松文等演员有生活经历和这种意识，他们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