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蒙尘含冤21年终得沉冤昭雪，从去年12月份历经21年尘封的错案，终于能够被洗刷冤屈，聂树斌的父母也终于能够松了一口气。为了让儿子能够清清白白的离去，聂树斌的父母折腾了大半辈子，终于为其翻案，那么，聂树斌案赔偿多少钱？聂树斌案申请国赔中有1200万精神赔偿高不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梳理梳理此次案件。
聂树斌
聂树斌案案件全回顾
在中国，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导演或者编剧能构思出如此戏剧感的故事，但它的的确确正在上演。
故事从中国北方一块最普通的玉米地开始，所有人的命运注定与它有关。19年前的那个夏天，一场发生在石家庄西郊这块玉米地的命案，彻底改变了几个家庭的命运，被污辱者，被怀疑者，被伤害者，被利用者……在真相的迷雾里，弱者相互攻讦，同情与宽恕陌路。
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无数人加入了追问真相的队伍里。19年之后，当我们重返现场，那曾经郁葱的玉米地早已不复存在。
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强调的，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相信对于聂树斌、王书金这一典型案件，最终会得到法律施以的公平和正义。
玉米地命案
玉米地命案
直到许多年以后，段月珍仍然无法弄清自家玉米地里发生的命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1994年盛夏，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新华路西段，路南一片五六十亩的农地里，一人多高的玉米长势正旺。
玉米地西边是方台村，东边是孔寨村。靠近玉米地正中的位置，一条3米宽的土路横贯南北。依据水源灌溉的东西走向，玉米也由东往西种植，每垄宽约半米，垄与垄之间有一条40公分的垄沟。
时近八月，玉米都已绣了穗，秸秆粗壮，连片成长的玉米地很像一片绿色的森林，有风吹过，会发出森林一样的哗哗声。
段月珍家的口粮田就在这片玉米地里，地不大，只有一亩。自从上世纪80年代村里统一分配口粮田，那块地就归她家打理。
那时，段月珍的爱人在石家庄市里开车，下地种田的活计就落在她的肩上。小麦玉米轮番种植。每年初秋收获时，棒子能掰上千八百斤。一家人日子虽然不算富裕，却过得平静踏实。
然而，这份踏实终将被一起凶杀案打破，而案发现场恰是段家的这片玉米地。
“段家地里死了人”
1994年8月11日早上8点多钟，太阳还没升到头顶，石家庄市液压件厂的100多名男职工便被要求出门“寻一个人”。
要找的人是工厂技术科的女描图员康玲玲，几天前，36岁的康突然失踪了。
液压件厂在玉米地西侧，只一墙之隔。出门后，工人们按公安机关指定的区域，在土路两侧的一条条垄沟间仔细搜寻。尽管全厂男职工几乎倾巢而出，但找了近3个小时仍然未果。
电焊工焦瑞生一直在土路西边的田间搜索，3个小时里，他从北头找到南头，仍无所获。正当他沿工厂的边墙向北走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喊：快，找到了。
听到喊声，焦瑞生赶紧爬下边墙，朝着声音方向跑过去。当时正值盛夏，酷暑难耐，前一个周末又接连下了三天大雨。等焦瑞生跑过玉米地和横贯南北的土路时，在路东十几米远的东西向垄沟里，看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眼前的一幕，让焦瑞生终身难忘。
铣车工李国平当时也在玉米地的搜索大军之中，正走在玉米地东侧，比焦瑞生离事发地近得多。一听说人找到了，他快步走向现场。还没到跟前，离着四五米远，一股异味迎面袭来。11年后，李国平还记得，不远处有一只红色的鞋子。此外，遗体东北侧三四米远的地方，有一辆自行车。
焦瑞生说，当时近距离观察现场的一共四五个人。由于场面过于不堪，他们很快走出玉米地，回到南北土路上。
段家地里死了人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不胫而走。胆小的段月珍与邻居结伴，想去现场看看。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敢走近细看，隔老远瞟了几眼就迅速跑开了。
聂树斌
“洗完澡人就不见了”
段月珍远远望见的遗体，正是失踪多日的康玲玲。身边人对她的最后记忆，是1994年8月5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康的丈夫侯军回忆，8月5日当天，二人在家吃过午饭后，差5分1点，康便骑着自行车离开。通常，康下班后，5点半到6点之间便会到家。然而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回来。
康的同事余秀琴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当天下午4点半。余秀琴描述，康当时身穿蓝底带图案的连衣裙、红色塑料凉鞋，推着自行车来到厂门口，二人一起去给车胎打气。然后，康就“骑车出了车间”。
离开车间，康并未直接回家，而是到厂里的澡堂洗澡，洗到一半时，碰到了同事王丽平。由于水温不稳，王丽平洗了10分钟，便在5点20分离开。平日习练武术的康对此却毫不介意，还说“我愿意洗凉水澡”并留在浴室。
此后，似乎再没人见过康玲玲。
当晚，侯军做好晚饭等待妻子回家，直到7点仍不见人。由于单位离家太远，康玲玲夫妇与液压件厂的许多职工一样，在工厂附近的孔寨村租住了一间平房。侯军以为她在单位加班，便去厂里寻找，却得到康已经回家的说法。侯军又想起岳父前两天还专程跑来商量买房事宜，以为妻子大概为此回了井陉矿区的娘家，便作罢。
然而，直到三天之后，8月8日(周一)晚间，康玲玲依然没有回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侯军的心头，这让他半夜难眠。
第二天清早，侯军起来去厂里找人，还没出门，迎面碰到匆匆而来的余秀琴。余秀琴与康不仅是同事，还是井陉老乡，平时常在一起练拳练剑，私交甚密。1994年，各地还在实行大小礼拜休假制度，事发的一周是小礼拜，只休周日一天。发现康玲玲周六、周一两天没来上班，余秀琴便向井陉的工友打听，听说康并没有回矿区的娘家，便到康家里来找。
“玲玲呢？”“不是在你们厂里吗？”“没有啊。”侯军一听，着了急。
侯军带着余秀琴先后来到石家庄市区的各家亲戚处寻找，都未找到。以防万一，他还专门跑回井陉，妻子果然不在。听说女儿没了踪影，康父急忙随女婿从井陉赶到孔寨，并一起到当地的留营派出所报案。据后来的媒体公开报道，派出所对康父的答复是：你们先登报吧，登了段时间没消息再立案。康父不死心，从派出所出来又找到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他焦急地告诉民警，女儿可能丢了。然而，分局的答复也一样：先登报吧，我们不立案。
数年后，康父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自己还去石家庄市委找过领导。因为大门不让进，康父与门卫发生口角并被打。市委保卫部的工作人员一个电话打到康父所在的井陉矿区，要求单位过来领人。矿区却说：人退休了，不归我们管。
8月10日，立案不成的康家在工厂保卫科的帮助下继续撒网式寻找。侯军通过亲友四处打听消息，康父则和厂里的部分职工在女儿上下班那段不足一公里的路上反复找寻。
一团衣物
导致8月11日大规模搜索的是康父发现了一团衣服。
10日，余秀琴与康父在横贯玉米地的南北土路西侧寻找。晚上7点左右，二人在玉米地南段走进一条长满杂草的小道。小道北侧堆放着不少从地里锄下的杂草，细心的康父在其中一堆草里胡乱一翻，发现了一团衣服。
案发示意图
“这是不是玲玲的衣服？”康父问身边的余秀琴，余一看，康父手中的正是一条蓝底蓝绿圈图案的连衣裙，里面还裹着一条粉色内裤。多年后，康父回忆寻找衣物的过程时说：“别的草堆都没有动过的迹象，只有这个草堆像是被人动过。”警方在之后的现场笔录中，这样描述埋藏衣物的具体地点，由尸体发现处向南90米，在南北土路西侧48米。
8月中旬，晚上7点天还未黑。余秀琴小跑回厂里报告，而康父坐在草堆旁守护现场。一小时后警方赶到，天色已晚。他们拿走了埋在草里的衣物，留下了一句话：等明天下力量找。
第二天，100多名液压件厂职工被发动起来，几小时后，工人在段月珍家的那块玉米地找到了康玲玲的遗体。
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的现场笔录显示，公安人员从当日11：50开始勘查现场，并于14：05结束。现场笔录记载，尸体现场北距新华路204米，西距南北土路15米。尸体左脚西侧20厘米处有一鞋尖朝西的红色塑料凉鞋，左脚西侧偏南3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尸体北侧偏西1.5米处有辆头东尾西倒置的女式自行车。以上三件均为死者遗物。尸体脖子上有一玉米秸，且在脖子上绕有一件衬衣，开口在北侧。
整个现场勘查过程中，侯军只被带到衣物埋藏地，并对自行车、鞋和钥匙进行了辨认。他说，“尸体现场，一开始没让我见。后来收尸时让我看了看。”康父一样没能靠近女儿的遗体，他对媒体回忆，公安机关“在那里检测、取证，折腾了一天。到晚上7点，他们通知把尸体带走，才算是立案了”。
地被撂荒了
自从地里死了人，段月珍就对那里尽量回避。每次浇地、锄草必须经过时，她都是一溜小跑，“心里害怕得不行”。
就那么一亩地，玉米也就种上八九垄，人怎么就死在我家地里了？段月珍一直困惑。
“原来我家的西红柿棚就是村里人家的祖坟，人家死了人就往我家地里埋。”段月珍觉得自己既倒霉又憋屈，“谁想没几年口粮田里又死了个人，吓得我都不敢从那块儿走了。”
事发后的一两个月，几乎每天都有人往段家的玉米地里去，测量、绘图，还不时有人来询问情况。段月珍有些烦了，再有人来，她就直接回绝：你们不要问我了，我已经够倒霉了。但没隔太久，侦查人员还是拿着一件浅色带花的衣服跑来要她辨认，“他们让我认，我怎么认得出来。”段月珍摇着头，有些不高兴。
在段月珍的记忆里，从土路边到遗体被发现的地方，那一片玉米被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踩得乱七八糟。事发当年，她的玉米地少收了至少二百来斤，“那一小片也有没被糟蹋的，可是掰棒子的时候我根本不敢去。村里人问起来，我说不要了”。
村里有人给她出主意：你去找死在你家地里的人赔钱呀。段月珍和丈夫对此并不认同：人家亲人去世已经很倒霉了，我们只是跟着倒霉，哪里还能再去找人家要钱。
虽然没有亲见，段月珍听村里人说，死者的男人曾去她家的玉米地边给女人烧纸。此后近十年时间，段都很少再去打理那一小片田地，任其自生自灭。
2000年以后，村里统一回收村民口粮田，段家交地时异常痛快。在他们看来，交了地，简直就是丢掉了一个负担。后来，玉米地被村里租给一些从大名县迁来的菜农。这些人开来一些机器，开始在玉米地上重新耕种。
聂树斌
被怀疑者聂树斌
找到女儿康玲玲的遗体，康父第二天来到石家庄市委，他对此前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十分不满。报案却不立案，这是什么公安!康父愤愤不平地抱怨。这一次，老人得到的答复是：已经立案。
康父曾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的石家庄市委书记赵金铎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
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谁是凶手始终是个疑问。直到1994年9月23日下午6时20分，郊区分局民警张日强、杜同福在附近的电化厂宿舍区发现了一个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
1994年11月30日，石家庄市《社会治安报》上，与张、杜二人同为专案组成员的民警焦辉广发表了通讯稿《青纱帐静悄悄》， 文中这样讲述抓捕过程：只见他从防水堤大路上拐进平房宿舍区，不时地左顾右盼，两位侦查员猛冲过去，拦住去路，张日强突然喝问：“站住!干什么的？”那家伙一惊，掉头想跑，被杜同福一把拽下自行车。
这个被拽下自行车的青年，就是时年19岁的聂树斌。
山地车青年
如果不是焦辉广的这篇通讯稿，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大概永远也搞不清，自家老实巴交的独生子，怎么就成了拦路强奸杀人案的嫌疑犯。
据焦辉广描写，1994年8月11日以来的一个多月中，警方先后查访了8个村庄、12家工厂企业的1000余人次，并摸出13名嫌疑人，后被一一排除。
9月8日，警方在电化厂宿舍区内，从一退休工人处得知，入夏以来总有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骑一辆蓝色山地车在附近闲逛，并几次尾随妇女上厕所。这个人“留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不像市里人”。
令人生疑的是，据说8月初，这个人还在孔寨村方向出现过。
老工人的话立刻成为重要线索，侦查开始向电化厂宿舍及聂树斌所在的鹿泉方向辐射。之后的几天，几名菜农也称见过一个骑着蓝色山地车的青年来回游荡，尾随过路青年妇女。在焦辉广笔下，一位农民大嫂向警方反映，一名骑着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悄悄骑到菜地边土路上，不怀好意地看着她”，等她抄小路回村回头看时，“那家伙的样子活像一只垂涎三尺的恶狼”。
1990年代中期，山地车还是稀罕物，并不普及，在农村更显扎眼。9月23日，当聂树斌骑着蓝色山地车在电化厂宿舍区“出现”时，很快就被警方发现。聂母张焕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平常没事时，确实喜欢骑车闲逛，有时也会走出老远，但他总是玩玩就回，从不夜不归宿。
但那一晚，聂树斌没有回家。
第二天上午，警察找到了聂树斌家，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在外上班，张焕枝也下地干活，家里没人。下午，张焕枝在家见到三名自称郊区分局的便衣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只说“你儿子被逮了”。张焕枝听了吓了一跳，一下靠在墙上。警察也没有交代聂树斌究竟犯了什么事，只说有作案嫌疑。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张焕枝觉得当时被吓蒙了，没顾上多问。“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他说是警察就是警察，根本不会怀疑。”她说，要是换了现在，至少要查查他们的工作证，就像每有记者到来，都要检查记者证一样。
从9月24日起，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警察往聂家跑了三四次。他们搜查聂树斌的房间时，还从抽屉里拿走了一个小本。张焕枝说，儿子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里面写了些什么，家人到现在都不清楚，但警方说“里面写了一些内容，要拿走”。
警方还拿了一件衣服要聂家辨认。张焕枝记得，一个警察坐在北屋的椅子上，抬高的手里拎着一件花衬衣，“这衣服是你们家的不是？”张焕枝看了看，“不是。”警察又扬扬手：你看仔细点。张焕枝再次确认：不是。
“那是一件女人穿的花衣服，长袖，上面有蓝色的花，一朵一朵的，并不大。”张焕枝说，上面也有小碎花，比一块钱的硬币稍大，但是很少。这个细节也成了19年后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张焕枝指出检方在证据上“造假”的理由。此为后话。
康父告诉律师李树亭，破案期间，警方也去过他家几次。一次拿走了女儿的照片，一次拿走了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花衬衣，另一件是连衣裙。康父说，“这些衣服都在公安局放着，我们要，公安局不给。后来(警方)又拿了衣服让我们辨认，一件也是花衣服，一件是连衣裙。”不过康父表示，之后拿来辨认的衣服并不认识。
出事以后，张焕枝去过儿子学校。她说，对于聂树斌犯事，老师、同学的反应都是“抓谁也不能抓聂树斌啊”。杨中山是聂树斌在校办厂工作时的领班，带过他一年多。在杨中山眼里，聂树斌实在、老实、话不多，“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行为，干活还行，不偷奸耍滑”。
聂树斌
“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知道聂树斌被抓后，张焕枝开始往郊区公安分局跑，一是要看看儿子，二是想问问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一周之内，她从鹿泉骑车去了两三次，次次都被堵在门口。“连门都进不去，怎么找人，怎么问？”张焕枝皱着眉头提高了声音。
见不到儿子就赶紧找律师。通过聂父二嫂的关系，张焕枝辗转找到在法律服务社(现石家庄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张景和。“张景和从前好像不是律师。聘请他的时候，我给了2000元。”张焕枝回忆，“那个时候2000就挺多了。”
对于整个聂案经过，张景和理应是最有发言权的非公职人员。然而，据他的家属透露，如今77岁的张景和由于疾病缠身，已在医院住了多年，根本无法回忆近20年前的旧事。
一开始，聂家人都以为，聂树斌最多也就是个小偷小摸。更从未想过，从不惹事、有些口吃的聂树斌犯下的竟是强奸、杀人的大罪。甚至，在找律师的那段时间，聂家还如期操办了聂树斌姐姐的婚事。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聂学生在工作单位石家庄联碱厂见到一张逮捕证，上面清楚地写着聂树斌“强奸杀人”。据媒体报道，老实少言的聂学生当时死活不肯在逮捕证上签字，狂喊着“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警察说，签吧，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儿子强奸杀人？张焕枝怎么也想不通。“树斌从来没跟女的干过那种事，怎么会去强奸？而且那个女的三十好几了，树斌才二十，怎么会去强奸她？”在张焕枝眼中，儿子性格内向，甚至有些懦弱。1993年儿子在家里连只母鸡都不敢杀，第二年怎么就能跑出去杀人？张焕枝说得非常直白：他没那个胆量。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满脸泪水”
一审开庭前，张焕枝在二嫂家第一次见到张景和，时间不长，只有半小时不到。18年后，见面时的大部分细节，已然忘却。她只记得张景和告诉自己，对玉米地中的命案，聂树斌前5天都不认，第6天却突然改了说法。当张景和询问聂树斌，“之前你怎么不认”时，聂树斌没有回答。再问“现在怎么又认了”，聂树斌流着眼泪，略带口吃地说了两个字：打哩。
对于这个说法，张景和曾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间接否认。媒体报道显示，张景和一共与聂树斌会见3次，但聂从未喊冤，每次都承认事情是自己所为。
聂树斌案件
在聂树斌供认犯案时间的问题上，《青纱帐静悄悄》也有描写：9月29日，在侦查人员强有力的政策攻心和确凿的证据面前，聂树斌自知再无法抵赖，终于缴械投降，供认了拦路强奸杀人的全部犯罪事实。9月29日，正是聂树斌被抓的第6天。
至于口供内容，张景和告诉张焕枝：现场什么样，口供就什么样。依据此前报道，张景和曾经透露，聂的口供里包括尸体摆放方向、自行车样式、内衣颜色等。这一切，均与现场吻合。但张焕枝强调，张景和说现场没有指纹、脚印，也没做过DNA鉴定。
从二嫂家回来，张焕枝左思右想。她认为，儿子天生口吃、不会回嘴，审问时必然吃亏。“过去，我也错怪过他，都是事后才明白，因为他说不出来”，张焕枝说。而且，前5天为什么一直不认，第6天就认了？从此以后，张焕枝每次回忆起来都非常后悔“当时怎么就没问问张景和儿子身上是不是有伤？”
接下来的几个月，聂树斌音信全无。张焕枝再次见到儿子，是在1995年3月3日，案件一审开庭之后。
1995年，石家庄中院还在靶场街，马路不宽。那天，张焕枝赶到法院，却因为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没能入场。除了法官、检察官，走进法庭的只有康父与张景和。张焕枝一直在街上等，直到一个多小时后看见张景和与一名法官一道离开，庭审结束。
张焕枝匆匆走上法庭所在的二楼，刚一推门，就听见聂树斌号啕大哭。她赶快跑进去，看到聂背对自己，还没跑到跟前，就被几名法警拦住。张焕枝大叫一声：树斌!儿子抽泣着回头看了自己一眼，满脸泪水。这是母子二人最后一次相见，相隔七八米远，没有说一句话。
对于庭审情况，张焕枝事后曾找张景和询问，张景和说他抓住证据不足这一点努力辩护，但法庭并未采信。
康父也向李树亭回忆过此次一审场景，“一开始法官先说了一些程序问题，之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依据康父的说法，庭审中没有进行调查、质证和辩论，张景和只说“孩子年轻，从轻处罚”，并让聂家多赔钱。
在李树亭看来，这次庭审过于简短，“从时间上看，留给律师说话的机会不会太多。”李树亭说：“这样的案子如果放在现在，开庭最快也得半天，一般都要一整天。”
1995年3月15日，聂案一审宣判，认定聂树斌强奸、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处聂树斌赔偿康家丧葬费及其他费用2000元。
宣判后，聂树斌和康家同时上诉，前者的理由是量刑过重，后者的理由是存在疑点、民事赔偿过低。与一审相比，二审干脆没有开庭，只作书面审理。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减轻了对聂树斌强奸妇女罪的量刑，但整体维持了石家庄中院的原判。
那段时间，张焕枝说她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
执行死刑
五一前后，正值春夏之交、天气转暖之时。
1995年4月28日，和康玲玲出事的那天一样，也是一个周五。在张焕枝的叮嘱下，聂学生挑拣了三件单薄的衣服，骑着自行车来到关押聂树斌的看守所。
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一看聂学生来了，马上问道：你怎么又来了？聂学生说：天热了，我给儿子拿两件单衣。听到这话，工作人员放下手中的活，转身离开。十几分钟之后，一个人冲着聂学生一个劲地招手：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说说。聂学生走过去，对方说，你儿子走了。
“走了？去哪了？”聂学生不解。那个冲他招手的人说：往后不要再来送衣服了，你儿子昨天被枪毙了。
聂学生只感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晕倒在地。回到家后，张焕枝听说儿子已不在人世，关切地问道：你刚才怎么回来的？聂学生说，我都不知道骑自行车怎么样骑回来的。之后，聂学生一头倒在炕上，一言不发。
许久，聂学生躺在床上幽幽地告诉张焕枝：你坚持住，我也坚持住，咱们不管，一定要再去问问。张焕枝说，人都枪毙了，问又有什么意义。外表憨厚、不善言辞的聂学生说，那不行，必须问。
1994年8月，河北省石家庄市孔寨村，一名妇女从一片玉米地经过时遭恶徒强暴，最终被杀害。
1995年4月27日，21岁的河北青年聂树斌因此案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7日，另案被告人王书金自认系聂树斌案真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关注。
2007年3月，王书金因犯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被判死刑。一审时，王书金主动供述的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未被起诉，王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2007年5月起，聂树斌母亲张焕枝、父亲聂学生、姐姐聂淑惠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多个部门提出申诉，认为聂树斌不是凶手，要求改判无罪。
2013年6月25日，王书金案二审的庭审中，检方在庭上引用聂树斌案部分案卷中的证据材料力证王书金并非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真凶，而王书金则坚称自己为真凶，并详述了自己作案时的诸多细节。期间，被封锁18年的聂树斌案原始卷宗材料，部分(137页中的26页)被获准查阅。
2013年9月，在二审判决中，河北省高院认定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并非王书金所为，维持了王书金的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目前，王书金案仍处在死刑复核程序中。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决定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聂树斌案申请国家赔偿
1200万精神赔偿
12月14日下午，聂树斌家人委托律师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其中提出7项赔偿申请，金额共计13919156.80元。这也标志着这起轰动全国的案件的国家赔偿程序正式启动。
聂树斌案赔偿多少钱
依据
错判侵害聂树斌人生自由、名誉与生命权
聂树斌家人递交的《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称，1994年9月23日受害人聂树斌被传唤，9月24日被监视居住，10月1日被刑事拘留，10月9日因涉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逮捕。
1995年3月3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以受害人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3月15日判决受害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妇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受害人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年4月25日作出终审维持死刑判决。同年4月27日，受害人被执行死刑。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受害人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聂树斌家人在申请书中认为，受害人在被错拘、错捕、错诉、错判阶段，人身自由、个人名誉和生命均受到了严重侵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4月25日对聂树斌作出的错误的有罪判决，更是在法律上对受害人作出极不公正的评价，剥夺了受害人年轻的生命。该错误评价虽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但给请求人在精神上造成的巨大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听取聂树斌无罪的判决结果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聂树斌家人申请赔偿案
数额
申请赔偿金额共计7项1391万余元
聂树斌母亲在四川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辜光伟和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陪同下一起来到法院，聂树斌父母总计列出7项赔偿请求并逐一给出了法律依据，请求分别是：
1、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264820元;
2、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52336.80元;
3、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000元;
4、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受害人聂树斌被抚养人张焕枝、聂学生生活费至死亡时止，为被抚养人张焕枝办理养老保险;
5、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因受害人聂树斌当年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而支付给被害人亲属康家的2000元钱及其利息;
6、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因申诉产生的费用及损失600000元;
7、请求原河北办案机关向请求人发送道歉信并在媒体上公开国家赔偿决定书予以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以上各项费用合计：13919156.80元。
聂树斌改判无罪
责任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
申请人表示，《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发回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河北高院向聂树斌家属致歉
在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5)冀刑一终字第1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对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的定罪量刑，决定执行死刑，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核准聂树斌死刑。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因此，请求人应当向作出原生效判决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聂树斌案获268万国家赔偿
聂母：若孩子还在 国家赔多少我都不愿接受
3月28日，张焕枝在接到国家赔偿赔偿决定书时，“很平静”。这是聂树斌案的最后一棒，她稳稳走完。
3月28日，聂母张焕枝接到了国家赔偿决定书，获赔268万元。
2017年3月30日下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聂树斌父母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支付张焕枝、聂学生国家赔偿金共计2681399.1元。该决定已于3月28日送达。
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再审改判21年前被枪决的河北青年聂树斌无罪。张焕枝、聂树斌于2017年2月14日，向河北省高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赔偿费用合计：13919156.8元。河北省高院于同日受理申请。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
张焕枝：如果孩子还在，国家赔多少，我都不愿意接受
过了2017年的春节，张焕枝73岁了。与年前最高法改判聂树斌无罪时的号啕大哭不同，3月28日，张焕枝在接到国家赔偿赔偿决定书时，“很平静”。这是聂树斌案的最后一棒，她稳稳走完。此前，儿子蒙冤21年，她申诉11年，期间波折不断。张焕枝曾称，从为儿子申冤至今，她仅记者已经接待4代。与张焕枝打了11年交道的律师李树亭，也从最初的黑发变成满头白发。“现在就是先把房子盖好，剩下的就是平静地过生活。”张焕枝说。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国家赔偿决定书的？
张焕枝：3月28号上午河北高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的3个法官，还有一个司机，把决定书送到我家。他们告诉我如果对决定不满意，可以一个月之内提出申诉，如果不申诉，一个月之后决定书就生效了。
2016年12月2日，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聂母走出法院。
记者：会提出申诉吗？
张焕枝：我们不打算申诉了。改判后，我的生活挺平静的。我和他爸看到国家赔偿决定书也比较平静。
聂树斌案赔偿多少钱
记者：对赔偿的结果比较满意？
张焕枝：怎么能叫“满意”呢？你说的这个词就不那么合适。一个人的价值有多大，不是这个数字能赔偿的。如果孩子还在，国家赔偿给多少，我都不愿意接这个数字。我是完全、严格按照国家赔偿法，一条条提的赔偿要求，没有提什么无理要求，这个结果也是按照法律给我落实的，我能接受。
记者：去年12月，你和聂学生(聂父)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里，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万。如何看待目前的结果？
张焕枝：提是提，提(1200万)是因为这些年给我们造成的伤害。从去年提出申请到现在，中间跟河北高院沟通了3、4次，他们认真考虑了我们的申请。
记者：赔偿申请里有一项是请求河北原办案机关发布道歉信，并在媒体上予以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一点会落实吗？
张焕枝：这几次和河北高院的沟通比较顺畅，他们也在网站上向我们道歉了，对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要求我没有坚持。河北高院非常重视，态度也挺好，媒体也都报道了，我觉得再坚持没有什么意义。
记者：决定书送达后，有没有特别想告诉的人？
张焕枝：没有告诉谁，因为要等1个月之后才生效。
记者：从改判到现在，生活怎么样？
张焕枝：生活恢复平静了，我心里也很平静。以前忙着申诉，一直没心情整理房子，家里这个房子是1980年盖的，质量不好，墙皮什么的都坏了。现在刚把房子拆了，正在盖新房。
记者：聂树斌的那间房子也拆了？
张焕枝：拆了，都拆了。我们也不图什么，就像村里其他家那样，盖个新房子，也能换个心情，再好好过几年。
记者：打算如何处置赔偿金？
张焕枝：现在就是先把房子盖好，剩下的就是平静地过生活。
2016年12月2日，聂树斌被判无罪，张焕枝在回家列车上翻看判决书。
聂母张焕枝和王殿学在一起
国家赔偿代理人王殿学：聂案精神赔偿获得突破
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再审改判21年前被枪决的河北青年聂树斌无罪。聂树斌家人与辜光伟、王殿学两位律师签署委托协议，两人代为申请国家赔偿。2005年，王殿学第一次听说“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时，尚是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多年后，他转型律师，接过聂案“最后一棒”。在律师王殿学看来，“无论是精神赔偿总额，还是的绝对值(精神损害抚慰金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约98%)，相对之前的案件，算是一点突破，很不容易。”
记者：你是怎么接手聂树斌案的国家赔偿事务的？
王殿学：去年12月聂树斌案改判后，代理律师李树亭推荐了我和辜光伟律师，代聂家申请国家赔偿。再此之前，我也代理过国家赔偿，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储备吧。
记者：你代理期间做了哪些工作？
王殿学：我和辜律师首先了解了案件基本情况，计算赔偿数额。我去了聂树斌家，了解案件对聂家造成的影响。冤案夺走了他们唯一一个儿子，家里的房子也是很早之前盖的，还是土坯墙。为了申诉，前后花了不少钱，还有欠债，应该说生活挺困难的。
另外，就精神抚慰赔偿金的问题，我们查了之前的一些案件。
记者：申请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万是怎么计算的？
王殿学：聂树斌案是国内比较典型的冤错案，我刚刚提到，它夺走了聂家唯一一个儿子，也直接导致他们再没有后代。聂学生还因此生了病，聂家背负着强奸杀人犯家属的恶名。包括后来一波几折的申诉，聂家父母遭受痛苦是难以想象的。
记者：你提到查了之前的一些案件，哪些案件具备参考价值？
王殿学：按照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
我们查了一些冤案赔偿的案例，提交给河北高院，其中一些超过了35%。比如呼格案，精神赔偿的比例大约在94%。这些意见河北高院也采纳了。应该说，河北高院比较充分地考虑了聂家遭受的伤害和他们提出的申请。
记者：在申请国家赔偿期间，聂家有没有反映过哪些困难和担忧？
王殿学：他们比较担心养老。毕竟唯一一个儿子没了，聂家父母原来想请求办养老保险，后来没被支持，最后给了一次性的抚养费。
记者：你对现在的赔偿结果如何评价？
王殿学：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反馈给我们律师的情况是，她还是认可这个赔偿决定的，不打算申诉。
从提出申请到送达决定书，期间我们和河北高院先后沟通了7、8次，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人身自由赔偿金等，法律上有明确规定，没有争议，基本上在第一次就确定下来了，后来(沟通)主要集中在精神抚慰赔偿金上。从结果看，无论是总额，还是绝对值，精神损害抚慰金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约98%，相对之前的案件，算是一点突破，很不容易。
附：国家赔偿决定书
国家赔偿决定书
国家赔偿决定书
国家赔偿决定书
国家赔偿决定书
国家赔偿决定书
盘点 部分冤案国家赔偿情况
钱仁凤案
钱仁凤因云南巧家“幼儿园投毒案”蒙冤入狱近14年，曾索赔955万元。2016年11月25日获得国家赔偿172万元，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122万余元、精神抚慰金50万元。
陈满案
陈满因涉嫌1992年的海口杀人焚尸案入狱23年，出狱后陈满提出966万余元国家赔偿。2016年5月13日海南高院和陈满达成赔偿协议，向陈满支付国家赔偿金2753777.64元，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185万余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90万元。
呼格案
1996年，呼格吉勒图因“4·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2014年12月15日，呼格案再审被判无罪。2014年12月31日，呼格吉勒图父母获得国家赔偿205.9万元，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047580元，人身自由赔偿金12041.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元。
浙江张高平叔侄案
2003年，张辉、张高平叔侄因涉嫌“强奸致死案”分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有期徒刑15年。2013年5月1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张辉、张高平各获得国家赔偿金110.57306万元，共计221.14612万元。
赵作海案
1999年，赵作海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缓期执行，2010年洗冤后提出100万元国家赔偿，2010年5月13日获赔65万元，50万元为国家赔偿金，15万元为生活困难补助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