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對艾滋病人“談而色變”，更不要説與他們朝夕相處了。但王克榮10多年來護理了無數艾滋病人卻從未退卻過，這不僅出於職責，更因為她有一顆勇敢的心，她説，我篤信理性和科學，因此我毫無畏懼。2005年初，英國貝利•馬丁基金會將“貝利•馬丁獎”授予王克榮，表彰她在護理艾滋病人中所做出的突出貢獻。在第22個艾滋病日（12月1日）來臨之際，讓我們走近這位護理艾滋病人的天使。
艾滋病人的知心朋友
1997年，王克榮開始從事艾滋病的護理工作。剛和艾滋病患者接觸時她也有過害怕，每次進病房用帽子、口罩、隔離衣把自己“武裝“一遍。和他們接觸時間長了，瞭解了他們的痛苦經歷，併成為了他們的知心朋友。
王克榮接觸的第一位艾滋病患者是一個因大量輸血而導致感染的山西病人老李。老李因為燒傷，容貌有些改變，胳膊和手也有些變形。每次進病房護理他，護士們總要 “全副武裝”，有人還從家裏帶來一幅平光眼鏡，生怕稍有閃失。王克榮也不例外，心提到嗓子眼兒，每個操作都小心翼翼的。
後來她瞭解到，老李原來是個鍊鋼廠的車間主任。一次在向熔鋼的爐子裏放廢舊鋼鐵時，一個抗日戰爭時期留下的炸彈，被誤放進去而引發了爆炸。為保護同事、搶救設備，老李被燒傷了。在搶救以及後來多次植皮、肢體功能恢復手術中，給他輸入了大量血漿，後來老李就查出了患有艾滋病。王克榮被眼前容貌變形的艾滋病人感動了。應該講，他就是英雄，值得所有人尊重。因此她再護理時就覺得老李和其他病人沒有不同，他甚至應得到更好的服務。
幾乎和老李同期住院的還有一位女病人，因為得了艾滋病，親朋好友就都疏離了她。她不過三十出頭，長得挺標誌，總靠在牀邊和王克榮聊天。後來熟了，她託王克榮買報紙、帶水果，有一次她要讓王克榮買幾個西紅柿，“我太想吃了。”下班以後，她跑到菜市場買了兩個又大又紅的西紅柿帶給她，看她心滿意足、貪婪地吃着，王克榮心裏充滿同情。不久，這個女患者走了，那天她換上了自己中意的一身黑衣服。王克榮説：“她給醫院留下了遺體供研究使用。因為她覺得有我這樣的醫護人員在她臨終前照顧她，她滿足了，她要回報社會。”
30次到艾滋病高發村義診
“我們村的人來啦，待會兒這事咱再説。”“過兩天我回村”，她所説的“我們村”，就是曾和同事進行艾滋病調研的河南某村。那裏的工作早已結束，可那段經歷的每一幕都像發生在昨天。
2002年8月開始，王克榮先後30次到這裏義診。她和同事到此宣傳艾滋病相關知識，並進行流行病學的調查，走訪艾滋病家庭。在“紅絲帶之家”的幫助下，患病的村民得到救治，信心倍增，當年死亡人數就下降到4人。農民們知道艾滋病怎樣預防，他們不再焦慮、羞澀，他們會大大方方地向工作人員索要安全套。
常老師是給王克榮印象最深的人。因為夫婦倆都感染了艾滋病，常老師離開了學校，可她沒消沉。她組織了村裏20多個艾滋病家庭的學齡前兒童，教孩子們讀書。在村裏搞艾滋病流行病學的調查需要有人協助登記，常老師聽説後主動幫忙，減輕她的工作量。
朱進中在她的記憶中也難以磨滅。他收養了50多個艾滋孤兒，開辦了“關愛之家”，可2005年，他因艾滋病感染了肺炎在北京地壇醫院去世了。告別儀式是在醫院的太平間進行的。王克榮流着眼淚為他穿好衣服，擦拭面龐。她説，以前我們一回村總是麻煩小朱，在他們家吃飯、休息。他總是怕我們出什麼意外，把平時自己捨不得用的一次性杯子拿出來給我們用。幫我們拿行李、搬東西，聯繫到各家走訪，協助我們散發宣傳品。現在他走了，村裏少了一個艾滋病預防宣傳員。
手機裏存着700多個病人的號碼
為了給艾滋病人提供諮詢，她手機裏存着700多個艾滋病人的號碼，24小時開通，隨時傾聽患者的心聲。
2003年4月19日，王克榮接受了救治非典患者的緊急任務。一天夜裏，她被一陣急促的短信鈴聲吵醒了，她一看嚇了一跳，艾滋病患者小周告訴她：我心慌、氣短、出冷汗，看來不行了，我想和您道個別。根據短信內容她馬上判斷小周可能是低血糖，她迅速回復：別慌，有我呢。你按我的要求去做……就這樣，小周與王克榮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短信交流，終於渡過了生命的岔口。
王克榮説，人類還沒有找到戰勝艾滋病的有效藥物，它還是一個新課題。憑一個人的力量很有限，但我要用言行告訴更多人艾滋病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對它的無知和對患者的歧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