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烈士尋親20餘年 他在乎的是什麼
爲抗戰烈士踏上尋親之路 山西農民趙亞飛接受紅星新聞記者專訪
“另類”農民
上過央視載譽無數
拋家舍業家徒四壁
在山西左權，37歲的農民趙亞飛是個“另類”。
首先，他是個“名人”，這二十多年來，他四處奔走，自費爲七八十位抗戰英烈尋親。他上過央視，登過報紙，載譽無數；但同時，趙亞飛拋家舍業，家徒四壁，至今未婚。
他自稱不看重各種榮譽稱號，但卻將獎盃和證書深藏於牀頭櫃中，生怕弄丟。
他獲得無數讚譽，但卻自卑到不敢想象哪個姑娘會和他這樣的人一起生活。
他慷慨大方，鄰居遭遇車禍，他毅然捐了1萬元積蓄，但平日裏，他卻過着捉襟見肘的生活。
現在，趙亞飛仍在忙碌，或是爲烈士尋親，或是參加節目錄制。
對於二十多年的堅持，趙亞飛直言，“(山西左權)麻田曾是八路軍總部。日本人掃蕩時，有很多人陣亡。他們爲國捐軀，但卻流落他鄉。如果你是英烈的親人，你不希望他能落葉歸根？”
但終究，在鄉親們眼中，趙亞飛仍是個另類的存在，是個無業遊民。
對於以後，趙亞飛沒有太多期望，“37歲了，沒房子、沒車子，沒手藝，也沒工作。誰要我，誰跟我？”
近日，趙亞飛66歲的母親去世，他極度悲痛。二十多年來，他始終在爲別人奔走，卻讓母親在潦倒中離世。“去世後，我才知道，她貼身的被子竟是撿的，是包工隊扔了五六年的網套。感覺對不起她，這是我這輩子最心痛的，想起來，就難以平靜、難以接受……”
是什麼讓趙亞飛走上了這條矛盾而又艱難的“尋親”之路？紅星新聞記者趕赴山西，專訪趙亞飛。
今年5月5日，在母親過66歲生日時，趙亞飛在自己的博客上說，他給老人送了一份“厚禮”：候選中國好人、候選晉中青年榜樣……
7月2日凌晨，趙亞飛“再獲殊榮”，他給紅星新聞記者發來信息稱自己竟然上了“2017年6月中國好人榜”，而且排在“誠實守信”第一位。
其實，趙亞飛對各種名號還是挺在意，他認爲這是應得的。
記者離開前，趙亞飛從牀頭櫃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尊剔透的玻璃獎盃。他有些謹慎，緊攥着，生怕獎盃從手中溜走，“領獎完，有個人的獎盃不小心被打碎了。”
雖然趙亞飛反覆強調，他不在乎名，但他又看重這沉甸甸獎盃，“畢竟算是種認可。”
“墳旁立誓”
老屋擴建挖出烈士屍骨
他決心爲“朱建民”尋親
趙亞飛已經在家待了數日。自從母親走後，他便一蹶不振，只是偶爾去父親和哥哥操持的門診上走動走動。
6月30日早晨10點半，紅星新聞記者終於趕到上口村。幾十年前，這個村莊曾是中共北方局駐地，也曾被日軍踐踏。
趙亞飛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抗戰烈士周極明(化名朱傑民，村民稱朱建民)影響了他整個童年。據史料記載，1942年2月21日，日軍掃蕩根據地，周極明爲掩護羣衆轉移，壯烈犧牲，頭顱被刺刀刺穿，異常慘烈。
趙亞飛回憶，小時候總聽村裏的老人說起朱建民，這個名字伴隨了他整個童年，“感覺就是很好奇，朱建民到底是誰？”
1993年春天，趙家老屋擴建。結果，施工時挖出一具屍骨。
那天，趙亞飛回到家時，老屋外已圍滿了人，大家議論紛紛。村裏老人稱，那就是朱建民。
“我被震蒙了。呀，真的有這個人。”
很快，趙亞飛的父親和四叔將遺骨掩埋在緊挨着老屋的山坡上。此時，趙亞飛只有13歲，但他更爲好奇，“就想搞清楚他是誰，他爲什麼被埋在這個地方……”
1996年，中考敗北。起初，父親建議學醫，但他不從。之後，大約在1997年、1998年的時候，父母開始鬧離婚。趙亞飛開始叛逆，“不想回家。”
1998年秋天，眼看着父母又在吵鬧，趙亞飛爬上屋後的山坡，蹲在“朱建民”的墳旁。當時，一陣狂風襲來，落葉翻滾，這讓趙亞飛倍感蒼涼。他望着墳堆，內心感慨，“我有家難回，你有家回不去。真是同病相憐。”於是，趙亞飛立誓，要爲“朱建民”找到親人。
朱建民是誰？
“他是掩護羣衆被殺的英雄”
問村裏老人，到網絡上尋親
之後，父母離婚。趙亞飛曾和叔叔們去學開車，和舅舅去學修摩托。但是，沒有堅持下去，“我不喜歡出門，不想去打工，是個很保守的人。”
“朱建民”是誰？趙亞飛一個個去問村裏的老人。有人揣測，他掩護百姓，至少應該是個排長。但趙喜樓老人直言，村裏人都是錯的，“朱建民”會拉二胡，會唱歌，是個音樂家。
當時，趙亞飛並沒當回事兒。只是以爲在說笑。
2000年，村裏剛有電腦，趙亞飛就在電腦上查，但沒有發現關於抗日烈士“朱建民”的任何信息。
趙亞飛開始思考，是不是名字錯了。
在縣城開弔車時，趙亞飛還去烈士陵園打聽過，但沒有聽到“朱建民”的消息。之後幾年，始終無果。
2009年春天。趙亞飛思忖，該做些切實的工作，問老人、做筆記，看看有沒有蛛絲馬跡。斷斷續續，趙亞飛記了很多內容，更多和“朱建民”一樣的烈士走進他的視野。
他再次懷疑，朱建民並非本名。親友建議，八路軍戰士是從南方過來的，很多後來去了北京。於是，趙亞飛就通過QQ添加北京60歲以上的人，又請人在各種QQ羣、貼吧，發佈尋親的消息。但是，沒有什麼進展。
於是，他開始找專家諮詢，“這麼多年，一直在努力。我不去找，再不會有人了，那他就會被人一直遺忘在那裏。”
趙亞飛承認，“我那時確實有點打賭的感覺，就是不服氣，我立過誓。‘朱建民’是爲了掩護羣衆被殘殺的，他是英雄。他犧牲在這兒，我就應該找到他的親人。能走一步算一步。”
“你在胡鬧”
幾乎全職尋親不被人理解
向媒體求助找到烈士女兒
終於，在趙亞飛的求助下，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晉中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劉有根，在一本名爲《洪飛文集》的史料中發現了重要線索：一位名叫“朱傑民”的八路軍指戰員確實犧牲在上口村，但不是朱建民。
《洪飛文集》裏記載，朱傑民是四川省思居鄉人(現重慶合川市思居街道)。確實戰死上口村。
當時，趙亞飛以爲就要大功告成，但卻不料屢屢碰壁——找文集作者，但已去世；找思居鄉民政部門，但無法確認其親人在哪……他開始瘋狂地打電話，幾個月，花掉5000元話費，但沒任何進展。
這時，有村民直言，“你是在胡鬧，哪怕找到，又有什麼意義。又不是你親爹……”
但他仍堅持向《重慶商報》、重慶電視臺求助。2010年1月24日，在《重慶商報》刊發尋親報道第二天，終於有了準信兒：周極明，化名朱傑民，也就是村民口中的朱建民。周極明的女兒周傳慧確認了這則消息。
當晚，趙亞飛在收到短信時，“手都是抖的，這麼多年，終於找到了。”
趙亞飛說，從2009年開始，他幾乎全職爲烈士尋親，“都和周極明有關。得查資料，知道他們在哪兒戰死，然後再挖出來，再找他的親人，再確認。工作量很大。”
面對現實
真正成功尋親的只有2個
被家人抱怨 “不務正業”
1993年至今，趙亞飛曾爲七八十位烈士尋親，“但真正成功的只有2個，一個是周極明，一個是嚴熹。沒有籍貫，沒有材料。很多時候，下了很大力氣，但做一半，做不下去了。一塊碑，十幾具屍體。怎麼找？”
時光荏苒，趙亞飛如今已成了37歲的漢子。他不得不面對現實。在村民眼中，他是個“不務正業”的人，至今沒有工作，沒有娶妻生子。家人“有時支持，有時不支持”，貼錢多了，家人也會抱怨，“每天做個這，哪能行。不務正業啊。”
而趙亞飛自己，感覺已經停不下來，烈士家屬、專家、媒體……紛紛找到他，“甚至有人說，我是烈士尋親第一人。”
兩方面原因讓他堅持做下去
趙亞飛感覺那些虛名沒有用處，也不是爲了它們才堅持做下去。但是，他不得不繼續爲烈士尋親。
一方面，趙亞飛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我沒有特殊的技術，沒有想從事的職業，平時沒什麼開支，弄這個，壓力大，只是抽菸多。”另一方面，他認爲，自己這麼多年的努力，積累了材料，很珍貴，如果就這麼丟了，太可惜。“當時，周極明能活，但他選擇了犧牲。他的頭被刺刀刺出幾個窟窿，死狀很慘。所以，我有責任幫他們找到親人。”
婚姻？“誰肯跟我？”
而對於婚姻，趙亞飛沒有太多設想。
“誰不想娶媳婦兒？”趙亞飛反問。“我已經37歲的人了，沒房、沒車、沒工作，誰肯跟我？”
說到這裏，一段逝去的感情浮現在趙亞飛眼前。那是2007年，趙亞飛還在苦尋周極明的家屬，在縣城打工時，認識了一名女生。相談甚歡，二人便談起戀愛。
“她是大學生。”趙亞飛回憶，2010年那個女孩大學畢業，“開始變得現實起來。那時，我上了電視，上了報紙，但她家人說，有啥用，有點錢，都去給烈士尋親了。她欣賞我，認爲我有調查能力，但得有車有房。”趙亞飛感嘆，現實很殘酷。
“母親的被子都是多年前撿的”
對於離異的母親，趙亞飛感覺虧欠太多。今年2月10日，母親病倒。去北京醫治，卻被查出是淋巴瘤，在腦中樞且是晚期。趙亞飛極度痛苦，他想，母親身體健朗時，總說着，想去北京看看，但是卻突然病倒。
在北京住院期間，趙亞飛圓了母親多年的心願。但因爲沒錢醫治，趙亞飛將母親送回山西老家。5月10日，老人辭世。
趙亞飛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最令他痛心的是，老母在走的時候，被子都是她多年前撿的，是礦井包工隊扔了的網套，她縫縫補補用了這麼多年，“我每每想起，就痛不欲生。”
紅星新聞記者 王春 發自山西左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