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手機》、《一地雞毛》、《我叫劉躍進》到計劃年內上映的《溫故 1942》，這些均改編自作家劉震雲同名小說的影視作品，在影視市場上爲觀衆熟知的同時，也使劉震雲成爲知名度頗高的作家。去年，劉震雲憑藉《一句頂一萬句》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更使他在當代中國文壇上備受矚目。日前，其新書《我不是潘金蓮》面世，成爲衆多媒體關注的焦點。
一個作家有着不比明星差的名氣，對此劉震雲覺得“應該”，“因爲這個名氣它首先不起源於我”：李白的名氣比梁朝偉的大，曹雪芹的名氣比梁朝偉的也大，他虛構的人物也比梁朝偉有名，像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它的傳播範圍比梁朝偉和劉嘉玲要廣泛得多，這和媒體也特別有關係。近日，劉震雲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談及對作家名氣的看法，並聊到新書、文學、幽默等諸多話題。
1：“我是人性觀察者”
“劉震雲是一位對現實有敏感，並有勇氣和膽量來反映現實的作家。”在《我不是潘金蓮》新書首發式上，長江出版傳媒集團北京圖書中心總編輯安波舜評價說，現在這些作家已經無力書寫這個時代，“像劉震雲這樣的作家已經不多。”
面對這樣的評價，劉震雲說，公衆對待作者和對待其他公衆人物是不一樣的，他們很善意，因爲他們知道你是書生，很客氣。他覺得，這裏面有個對現實的認識問題。“如果你只是直面時代現實，你永遠寫不出好的小說。還要直面另外的現實，直面現實下面的另一套思維邏輯，比如要直面個人利益，也要了解集團利益。一個族羣要生活好，要求特別的簡單，把最基本的做好，裏面的道理很玄妙。”他舉例稱，比如我在《溫故一九四二》中直面的是，旱災死了三百多人，比奧斯維辛集中營死的人還多。但是，被餓死的人的後代對死亡的態度是忘記。我從中找到了一個民族活着的幽默的祕笈。”
對於如何衡量一個作家，劉震雲有着自己的看法：好作家的標準不僅是個好作家，這只是個基礎，他還應該是個哲學家。“《一句頂一萬句》該感動的地方，不同年齡層的人都感動了，該喜歡的都喜歡了。老詹、老汪的故事大家都感動。社會外在的變化很快，但人性的變化很慢，這個慢帶給我們溫暖，我想《我不是潘金蓮》也應該是這樣。”“我不是社會觀察者，我是人性觀察者”，作爲一名作家，劉震雲這樣給自己定位和評價。
2：文學比現實還要真實
小說《我不是潘金蓮》中，女主人公李雪蓮爲生二胎而假離婚，還莫名背上潘金蓮的惡名。爲證明之前的離婚是假的，更要證明自己不是潘金蓮而走上告狀路——— 從鎮裏告到縣裏、市裏，甚至誤打誤撞到了北京，最終把法院庭長、院長、縣長乃至市長一舉拖下馬……
據出版方透露，《我不是潘金蓮》本應該在兩年前出版，之所以推遲到現在，用安波舜的話說是“感覺這個書寫得太好了，太有衝擊力了，我們要把它放出來的話，那劉老師的《一句頂一萬句》能否評上茅盾文學獎很難說。”《我不是潘金蓮》中，前面是兩篇十幾萬字的序言，正文只有三千多字，但這部分卻是劉震雲花時間最長的。劉震雲覺得，在小說結構上，《我不是潘金蓮》比《一句頂一萬句》要進步。對於這種獨特的小說結構，評論家張頤武曾說：“這個故事的正文能獲魯迅文學獎，把前面的序言拿走能獲茅盾文學獎，分開得獎。”劉震雲表示，這個說法我很喜歡。
文學評論家雷達曾說，《我不是潘金蓮》寫出了“中國官員的生態，包含着極爲尖銳的對現實的干預”。但劉震雲並沒有把這些官員寫成絕對意義上的壞人，可以說小說中“所有的官員，沒有一個壞人，他們還試圖幫助她（李雪蓮）”。對於這其中的把握，劉震雲說，“如果說寫社會、寫官場、寫民生，如果你寫是一團漆黑，寫的是貪官污吏，如果是貪官污吏壓迫李雪蓮，這個是新聞的任務，是媒體的任務。爲什麼文學顯得比現實還要真實？明明知道這個故事是虛構，爲什麼覺得比現實還真實？因爲它揭露、披露、揭示了生活背後的邏輯，這個邏輯有時候比真相更接近這個實踐的本質。”
3：真正的幽默是生活本身
劉震雲的作品，總能傳達出一種讓人忍俊不禁的幽默。而在《我不是潘金蓮》這部同樣充滿“劉式幽默”的小說中，劉震雲要探尋的是幽默和荒誕的底線。
但劉震雲說，其實這個故事本身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但是在大家看起來很幽默。“真正幽默的不是我，是生活本身，我不生產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運工。作爲一名寫作者，我只是還原生活本身，所以如果要說我的作品幽默，那就是我們的生活幽默，就好似作品中的李雪蓮，真真實實的故事，卻看起來很荒誕，她是在以嚴肅對待荒誕，所以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喜劇時代。”
除了生活本身的幽默外，出生於河南延津的劉震雲認爲，這種幽默也來自河南人的性格，“河南人特別能吃虧，特別幽默。很多人問我幽默從哪來，我說就是從河南人來，這不只是語言問題，還是生活態度。”
4：編劇是比作家還困難的職業
《手機》、《一地雞毛》、《我叫劉躍進》、《溫故1942》，每部改編自劉震雲小說的影視劇，都由劉震雲親自擔任編劇。“我沒有做過職業編劇，只有我把自己的小說變成電影劇本時才做，就相當於把自己家的樹做成了板凳，與專門做板凳的木匠還是不一樣的。”但劉震雲給自己在編劇道路上的評分非常少，認爲“只走了0.1分”。在劉震雲看來，編劇是比作家還困難的職業，“作家寫作一個人說得算，編劇寫作很多人說得算，這樣的創作不像寫小說那麼自由、自主；另外，電影受時間的限制，90分鐘到2個多小時，要完整表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心路歷程，比小說難，因爲小說可長可短，不受篇幅的影響，可以說拉大車的話。”
劉震雲還曾在《甲方乙方》和《桃花運》中出鏡進行客串表演，但他自認爲沒有任何表演天賦，今後也不會再嘗試，“我這條路已經像姚明打籃球一樣退役了”。
5：中國知識分子缺的是“見識”
前段時間做客崔永元的節目，聊到知識分子的話題，劉震雲說，“有兩個大知識分子對我影響特別大，就是我的兩個舅舅。”劉震雲的兩個舅舅都不識字，一個在村裏趕馬車，一個在村裏做木匠，大舅告訴劉震雲：“像你這樣不聰明又不笨的人，一生就只幹好一件事。”二舅告訴劉震雲：“做事情要慢。”這使劉震雲認爲，讀過書的人未必是知識分子，不識字的人如果見識特別深遠，他就是非常好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缺的不是知識，而是見識。”
到今算起來劉震雲在河南待了15年，在北京待了34年。所以在劉震雲心裏，北京也是故鄉。他覺得，故鄉這個概念不能太狹隘——— 必須是童年生活的地方纔叫故鄉，“重要的是在你待過的地方有什麼樣的人引起了你想重回的願望，只有發生情感了，才能是‘故’，這個詞跟場景、氣味有關。老家有朋友，有感情，所以想回去，是爲了回到原點，也是爲了傾聽。”
劉震雲的作品裏，不只一次呈現出老家河南或是延津的影子———《塔鋪》是延津一個具體的地名，《一句頂一萬句》的兩章分別是《出延津記》和《回延津記》，《溫故一九四二》寫的是河南旱災引起的大饑荒。“河南特別是延津在我的創作中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對劉震雲而言，不只停留在地名上，“還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認識”。“河南人特別勤奮，我每天睡覺時，外婆都在紡棉花，紡車一轉，麻桿就會亮一下，一個普通農村婦女只睡幾個小時的覺。”
劉震雲告訴記者，直到現在，有人說20公里，他就會馬上想到他們村莊到縣城的距離，“我是用這個距離來丈量世界上的距離。這種基本的長度、寬度、深度來丈量世界，一定帶出這個地方基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思考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