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歌
娛樂新聞訊： 日前，在《人物》雜誌的採訪中，胡歌自曝曾想退出娛樂圈：“一年前的11月11日，胡歌官網成立12週年，我本來是要告訴大家我要退出娛樂圈的。”但是在經紀人的一再勸阻下，那篇“退出娛樂圈”的文章被修改成爲了紀念官網12週年而寫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後一段，胡歌寫道：“如果我能夠變成我想象着的自己，我願意放下眼前的所有。”
在該篇採訪中，胡歌坦言自己在紅了後“可能一直在逃避”，比如之前兩個月的遊學。想要找個沒人認識的地方好好的學習沉澱的胡歌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胡歌形容這次的遊學“像演戲一樣”，“逃出動物園後是更大的動物園”。對於未來的路要怎麼走，胡歌有點迷茫：“最不好受的就是我覺得對不起過去的自己”，“今天演了那麼幾部戲，變得比以前更紅了，肯定不是我留下來的意義”。
人物雜誌專訪原文：
人們總是更樂於目睹一個關於“英雄穿過黑暗叢林”後最終“完成”自己的故事。然而，現實中胡歌的“英雄之旅”並沒有結束在經典敘事的最後一環：英雄的完成和迴歸。
他選擇了“逃跑”。
文|安小慶
跟演戲很像
胡歌先生盯着眼前的兩道門，陷入了疑慮。
大約10分鐘前，作爲留學生的他，先後走進了這兩間位於美國加州聖何塞州立大學的教室。
按照課表，當天下午是一節口語聽力課。當他習慣性地低頭走進第一間教室時，發現教室裏坐了不少生面孔的亞裔同學。像是一隻隨時保持警覺的野生動物，他立馬掉頭出來，走進了旁邊那間教室。
然而，他發現這間教室黑板前站着的老師也是生面孔。“被認出”的恐懼讓他又跑了出來。他回到第一間教室門口。
2017年3月下旬的這個下午，在“做賊”似地上了3個星期的語言課之後，儘管直覺已經給了他危險的信號，但胡歌還是再次開門走進了第一間教室。
最初幾秒鐘的驚詫之後，他發現這間教室的學生和老師都是陌生人。而在兩次進出後，課上的華裔留學生們發現，那個被“懸賞”尋找多日的男明星，竟然在自己眼前出現了。
“原來你在這兒啊！胡歌！”幾個中國留學生激動地跟着他跑出了教室。
“獵物”終於落網了。
過去一個多月裏，胡歌來美國上學的消息，成了北美華人留學圈子裏的大事件。爲了圍獵到這個在自己聲名最鼎沸時選擇離開的藝人，一個名叫“北美捉胡歌小分隊”的組織，早已充滿了4個微信羣——共計有超過2000雙眼睛在搜索這個叫“胡歌”的男明星。
周圍緊繃的態勢讓胡歌對自己的外形做了一系列調整——他戴了一副寬邊黑框眼鏡。在這之前，這個道具使用最頻繁的階段，還是他因車禍而休養復出後。
此外，他蓄了鬍鬚，還照着《琅琊榜》導演李雪給他錄製的一段教學視頻，給自己剃了一個光頭。
這一切“僞裝”，胡歌自認“很完美”。然而，去報到的第一天，他就被認出來了。
那是3月初，一位在辦公室負責註冊的中國女生，指着護照上面的信息向他發出了詢問。胡歌不想騙人，只能懇求對方：“你能幫我保守祕密嗎？”
女孩答道：“太神奇了，我昨天還在看你的《僞裝者》。”
胡歌的“僞裝之旅”自那天后開始。然而就在次日，他就又對着第二個認出他的華裔留學生說出了同一句話：你能幫我保守祕密嗎？
從那以後，這個因爲曾成立一個留學生組織而與校方關係良好的女孩，成了胡歌的朋友。在她的幫助下，校方給胡歌安排了單獨的教室進行入學考試，還把他分到了華人最少的班級。
在班級裏，胡歌給自己編造了一個“自由攝影師”的身份。從臺上做完口語課的小演講下來，同學們驚訝於他表達時的自信：“爲什麼你講的時候這麼放鬆啊，你以前是做什麼的？”
他原本想要逃開的生活，就這樣以一種反諷的方式，再次在他周圍鋪開。有時，他會以第三者的眼光來觀察自己上課和學習的樣子，結論是，“跟演戲很像”。
直到3周後，胡歌進錯了教室，這種“角色扮演”式的生活才被迫結束。
就在被發現10分鐘後，那個女生緊張地趕到現場，她發微信告訴教室裏的胡歌，“走廊裏已經有6個人在等你，我會把她們都勸走，等會兒沒下課你就走。”
晚上，她發過來一堆關於胡歌“被捉住”的微信截圖，然後留下一句話：“想想吧，是轉學還是怎麼的？”
於是胡歌又開始新一輪旨在擺脫“追捕”的“逃亡”。
趁着接下來的學校春假，胡歌在朋友幫助下迅速轉學。然而新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依舊很多，好在這裏開設了“一對一”課程，學校還特地把這位特殊學生的課與其他人的時間錯開。
但很快他就感到這一切都“很沒有意義，感覺和在國內是一樣的，在國內我也可以上“一對一”課程啊”。爲了儘量找回陌生和日常感，在課程之外，他又給自己找了一位網球教練練習口語。
這場原本蓄謀已久的中場休息，最終在長達兩個月的“躲藏和追捕”中，尷尬地結束。
“兩個月，我原計劃也是兩個月。”他感到未曾經驗的“荒誕”和“無處可逃”。
“就這麼形容吧，我被推到了牆角，然後我找到了一扇門，我想走出了這扇門就沒有這麼多人了，結果門外全是人。”或者“就是像一隻想要逃出動物園的老虎，它逃出動物園以後，發現外面是一個更大的動物園。”
他覺得自己“有點幼稚”，甚至“有點作”，而且那兩個月過得也“並不開心”。他自己也承認，“這是一次失敗的逃亡”。
但這場發生在中國當下最炙熱紅星身上的逃離事件，連同過去兩年胡歌因電視劇《僞裝者》、《琅琊榜》熱播而引發的巨大關注，已經共同成爲他所身處的當代名利場最戲劇化的故事之一。胡歌也以這個罕有的選擇，在明星制所塑造和控制的巨大系統中，劃下了一道相反的運動軌跡。
事先張揚的逃離
在最終以“失敗”“荒誕”作結之前，胡歌的這次位移，卻是以一場事先張揚並且盛大的送行儀式開始的。
那是胡歌從2015年開始，因爲《僞裝者》、《琅琊榜》、《大好時光》的連續熱播而帶來的漫長頒獎季和加冕儀式的其中一場。
2017年2月27日，在東方衛視主辦的“中國電視劇品質盛典”上，胡歌獲得壓軸大獎“年度卓越品質之星”。在頒獎環節，主持人動情宣佈胡歌即將前往美國遊學的消息，並適時請出了一衆嘉賓。
本屬於個人的計劃突然被公開，臺上的胡歌“站不住了”。
當天晚上，胡歌的劇迷兼官網工作人員小雅也在現場，平日只要有可能，她都會參加胡歌的公開活動，但那天的活動讓她“特別難過”。
當主持人說出留學的消息，並將袁弘、林依晨、扎西頓珠等人請出時，小雅記得胡歌“前面說了一些感謝的話，感謝了一半，他說不下去了，然後就轉過身去。足足有兩分鐘的時間，現場的人就一直看着他，一點聲音都沒有，大概有兩分鐘他才轉過頭來，然後搖了搖頭，低着頭說了一句：不說了。”
後來再看網上熱搜的視頻時，小雅發現胡歌背過身去的那一段被剪掉了，只留下他後來勉力講的一段話：“我現在快站不住了，我的初衷是想安安靜靜地走，安安靜靜地離開一段時間，沒想到今天我自己的這事被放得那麼大。”
那一刻坐在臺下的還有電視劇導演張黎。因爲此前兩部劇的合作，他和胡歌成了師友。在他眼裏，那段熾烈聲名下的胡歌，是“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他想走，但實際根本還沒想好，然後人家就把他給送走了，他連走的地方都沒聯絡好，就把他給送走了”。
面對突如其來的盛大送行，胡歌記得自己“罵了一句髒話，我在臺上跟老袁說的，反正我一說他就明白了。”
而袁弘也在這個環節的一開始，就感受到胡歌的驚詫和不適。他回憶此前胡歌確實是想去美國待一段時間，但具體去幹什麼或者待多久，胡歌自己也沒有想清楚。
“主辦方也不是惡意，當場就在臺上跟全世界宣告胡歌想要息影一段時間，然後去美國充電，想要讀導演，以他的性格又不可能說在臺上當着所有人的面去駁斥那個。”
袁弘看到了臺上的尷尬，兩人下臺時，他小聲地問胡歌：“怎麼樣，被架這兒，這臺階不好下來了吧！”他記得胡歌聽了，特別無奈地癟了癟嘴。
那個時刻，胡歌想到了“逃跑”，這是最直接的辦法。
“我心裏當時就是想逃跑的，但是我看到臺上有這麼多朋友因爲我而來。我跑不掉了，如果沒有請這些朋友的話，一看那個架勢我可能就走了。”
11月15日上午11點，距離那場盛大而又張揚的逃離8個月之後，胡歌出現在《人物》雜誌封面拍攝現場。自稱“在崗位之外晃了很久”的胡歌又回來“上班了”。 下午他還要參加“《獵場》開播盛典發佈會”，重新回到紅毯、簽字板、驚呼和無數鏡頭組成的世界。
“換個動作吧。”攝影師發出指令。胡歌先是擠出一個笑容，然後擺擺手，戲謔似地環顧周圍站着的十幾個人道：“閒雜人等”……“閒雜人等”，請不要在這兒逗留。
過了幾秒，他又有些抱歉地仰臉笑道：“沒有，我開玩笑的，我開玩笑的。”但旁人還是從他儘量避免尷尬的努力裏，感受到了他重新回到鏡頭前被圍觀的不適。
這些“不適”，連同上半年的那些“離開”、“送行”、“僞裝”、“躲避”和“追逐”，讓胡歌聯想到了動物園的“動物”和“籠子”。
那是從美國回來後的一天，他去參觀上海野生動物園。
“還感觸挺深的，本來我想象中，野生動物園的動物是不是比一般動物園的動物自由，的確，它們比一般的動物園要好一些，不是完全關在籠子裏的。”
他聯想到上半年出國的經歷，“這次出走，是不是我偶像包袱還是沒有放下呢？如果我不在乎那些（被認出）的話，可能也……（能像野生動物園的動物一樣享有部分自由吧？）”
然而他還沒走出野生動物園，他被遊人拍下的照片就已經被新聞客戶端以“胡歌現身動物園引圍觀”的標題推送了出去。
15年前，胡歌還在上海戲劇學院上學。他給個人網絡空間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動物園的故事”。
在那之後的15年裏，胡歌真的長成了名利場這個大“動物園”中的一隻動物。
“有時候我會覺得“胡歌”已經不是我了，很多時候，我是在做大家心目中胡歌的樣子……我有時候也在問胡歌到底是誰？我到底是不是胡歌？胡歌好像已經不是我了，而是一個符號，是一個大家心目中的人。”在接受《騰訊娛樂》和《鳳凰非常道》採訪時，胡歌曾這樣描述成爲明星後，他在自我認同上的困惑。
2016年8月10日，胡歌發了一條微信朋友圈，上面寫道：“若不忘初心，又何必執迷於演員這個職業呢？該得的都得了，該受的都受了，難道我不應該把我還給自己嗎？我的意念和身體早就南轅北轍了，剩下的只會是更激烈的撕扯……”
很快，這條朋友圈被更多人看到。胡歌的一位老朋友告訴《人物》雜誌，胡歌已經完全被“綁架”了，他最後要追求的那種東西可能是自由，對內心的這種痛苦，他一定是想掙脫，就是想逃脫。
一個自己的房間
“逃跑”和類似“逃脫”的動作，在過去35年裏，始終和胡歌相倚。
他記得自己小時候“是一個特別內向和害羞的人”，除了能跟家裏人正常交流，“出去就不說話”。
他不喜歡去幼兒園，“見到陌生人也永遠躲着，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很難去和小朋友打成一片”。
這種感覺直到現在也有。比如剛進一個陌生的劇組，“肯定前一個禮拜狀態是最不好的”。
從小時候到現在，貓都是他生活中的重要角色。2015年拍《獵場》的時候，他把5只貓都帶在身邊。
“我跟貓很有緣分，我出生那天，我們家門口就來了一隻黑黃白夾雜的小貓，怎麼趕都不走。我從小就跟這隻貓一塊玩兒大。”後來，這隻貓誤食了老鼠藥，死了，胡歌把他葬到了弄堂的花園裏。
而他和貓一般“近似孤僻”的性格，也開始讓父母擔心。5歲時，爲了鍛鍊他與人交往的能力和膽子，父母把他送進了當時上海最有名的“小熒星藝術團”。
但在“小熒星”學習的五六年時間，“每個週末去上課，都是爸爸逼着我去，我一直是處在下游的下游的水平，我一直是躲在最後面，非常被動地在學習。”
在美國唸書期間，胡歌在國內一本雜誌開設了專欄。在一篇名爲《我們的故事》的文章裏，胡歌寫道，“我骨子裏的性格，並沒有因爲小熒星的這段學習經歷而改變”，但他“學會了表演性格，表演開朗，表演陽光，學會了不再讓家人擔心”。
上小學後，他又在老師的推動下，陸續參加了朗誦興趣班和徐彙區少年宮話劇團。這兩個組織的指導老師何瑩，被胡歌稱爲他表演方面的啓蒙老師。
何瑩記得，“胡歌的天性，不是那麼喜歡錶現自己，他是縮在後面的。”在表演課上，“他一定不是那個舉着手讓老師看到的，他是最好不要叫到他。”
有一次何瑩讓學員們做一個主題爲“看望病人”的課堂練習。那一回，胡歌被叫到了，他緊張到滿頭汗，說不出話，最後分數被評定爲不及格。那天以後，胡歌就離開了話劇團。
雖然有違於本性，但他繼續在學校裏參加了大量文藝活動。
“這些拋頭露面的活動，我沒有享受，也沒有不喜歡，因爲小時候很聽話，老師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也沒有覺得我有這方面的天賦，因爲我每次完成任務的時候都覺得挺累的，就是要花很多力氣才能把這個任務做好。”
在家裏，胡歌也是一個異常聽話的孩子。在他一年級的時候，母親患了重病。從那時候開始，原本醉心工作的母親，從爺爺奶奶那裏全面接管了胡歌的生活。
在學習上，母親對胡歌的要求極爲嚴格。他還記得有一次考試只考了不到80分，“回去就捱了一頓暴揍”。
在包括祖父母在內5口人居住的30平方米的家裏，他對母親“犀利的眼神”印象極深，“我沒有自己獨立的生活空間，永遠是活在她的注視之下。”
此外，父母還經常在逼仄的家裏爭吵，這給少年胡歌帶來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想逃開，但是幼年的他沒有能力做到。有時候放學了，他也不願意回家，“就一個人在外面多待一會兒”。
直到初三時，母親單位分了一間小房子做福利。那是一間朝北的老屋，基本沒有陽光。他找了一個藉口，“選擇了逃避”。
“我說初三快中考了，我要複習功課，還要給學校廣播臺寫稿子，所以初三起我就自己住了，每天放學後去爸媽那兒吃個飯我就走了。”
那間屋子外面的牆上，老有一隻貓出現，胡歌天天看到它，在那裏一直從初三住到了大二。
這間朝北的小屋，成了少年胡歌的庇護所。很快，那裏還成了同學間的一個小據點，常常“一副牌玩到天亮”。
但那種委屈一直沒有消失。直到現在，“有時候在家父母只要說話聲音一大，小時候那種感覺馬上就來了。”
甚至長大後去見自己的偶像，胡歌也緊張到想逃走。數年前，巖井俊二來上海舉辦音樂會，朋友幫他約了巖井俊二一起吃麻辣火鍋。去之前，胡歌又開始緊張。
“本來他們已經說好了地方，我開着車到了那個火鍋店，猶豫了一下，沒停車又開走了，我給我朋友打電話說我不來了。我說我太緊張了，見了他也不知道說什麼，還是走吧。”
這種與外界交接時的間離感，一直伴隨着胡歌從一個被動的少年文藝積極分子，成爲如今出道已經15年的大衆明星。
“我從小就有人羣恐懼症。”
直到現在，他依然對人羣懷有不安。每次出演話劇《如夢之夢》前，他會早早躲在後臺邊，“看觀衆席裏的人越來越多，慢慢地空位就填滿了，我就有一個心理準備，哦，今天是要面對這麼多人。”
而在工作場合，他會迅速調動起另外一個自己，扮演一個活潑的胡歌，“那是一個職業頻道”。
但在他的“私人頻道”，在真正的朋友能夠進入的空間，他越來越不憚於表現出自己的“不耐煩”和想要逃離的念頭。
去年5月30日，是好友袁弘在國外舉行婚禮的時間。那段時間，正好是胡歌“情緒最不好的時候”。本來已經答應對方要去做伴郎了，但在婚禮舉行之前，胡歌又猶豫了。
他記得那天是5月20號，袁弘正在寧波拍戲。他一個人從上海開了車過去。
“我就跟他說我不去了，人一多或者說心煩的時候想要躲開。他一直在勸我，希望我可以去，他說都安排好了，4個伴郎對4個伴娘，少了一個不好安排。”
那段時間，袁弘已經發現胡歌會“不時消失幾天、一個星期，過一陣，他微信上告訴你，回來了，別擔心，沒事”。
“有些人是特別善於和別人打交道的，我就缺少這方面的東西。”胡歌解釋，“我消失也不是說只在家裏待着，我只是從這個虛擬的世界裏消失了，想一些不着邊際的事，比如說生命的盡頭在哪裏。”
關於生命和死亡的話題，胡歌從小學三年級的自然常識課後就開始自己琢磨了。那是他第一次去想，人從哪裏來，人死了又會去哪裏。他感到“原來人的生命如此的短暫”，而死了之後，會“進入一個極其極其冗長的階段”。
自那以後，他開始特別害怕睡覺，“很害怕第二天會醒不過來……然後就會想盡一切辦法不讓自己睡着，躺在牀上腦子裏開始想各種各樣的故事，然後把自己帶入這個故事裏，就是不睡。”
你好好睡吧
“小夥兒，你好好睡吧！”
10多年後的2006年8月29日深夜，胡歌和同事張冕正坐車行駛在滬杭高速去往橫店影視城的路上。爲了讓之前一夜沒睡的胡歌能夠躺下休息，張冕從後座換到了副駕，留下了那一句話。
這之前一個月，胡歌所在“唐人公司”製作的電視劇《射鵰英雄傳》開機。一年前，他和張冕在北師大主辦的北京大學生電影節上認識。那時張冕還是北師大的學生。那是胡歌出道後第一次走紅毯。胡歌記得，他從上海七浦路買了汗衫和短褲，全身不超過200塊錢，在紅毯上走着走着就摔了一跤。
暗夜裏，平常總是失眠的胡歌，在車裏睡着了。
等他再醒過來時，一次劇烈的撞擊已經過去了。在少年時，因對睡着和死亡的恐懼而遲遲不敢入睡的多年後，胡歌竟然在一次睡眠中意外體驗了瀕死時刻。
但對於這個時刻，他的記憶始終是缺失的。他只記得自己有意識的時候，已經依稀能看到警車紅藍色的光，他感到右臉摸上去如同生豬肉，脖子一直在流血，傷口能嵌進半根手指。死亡的恐懼讓他開始大喊救命。
一天後的31日下午，經過6個半小時手術後的胡歌，在他公司老闆蔡藝儂的打點下來到香港，住進一間私人醫院的病房。在之前的24小時裏，關於演員胡歌遭遇重大車禍的消息已爲公衆所知。
醫生說“能夠保全性命，並且右眼沒有失明簡直是奇蹟”。蔡藝儂回憶，胡歌的臉上“佈滿針線，像剛從裁縫鋪出來一樣。去香港便利店買東西，付錢時店員都不敢正視他”。
蔡藝儂拿走了胡歌的手機，嚴格封鎖了張冕因車禍去世的消息。在還不知道這一切之前，胡歌對這次意外的反應，更多是“鬆了一口氣”。
在鏡子裏看到纏滿繃帶的臉，他想“反正已經帥了24年”。“想到終於可以做幕後了，一下子就如釋重負，心情可好了，大家都覺得我瘋了，以爲我是受了刺激……而且我始終覺得自己沒有做好準備，就一下子被推到了那個（成名）上面，然後那一刻我就覺得，啊，我可以休息了，那一刻我覺得，哎，我可以不做演員了。”
“做幕後”一直是胡歌的心結之一。高考時，他同時拿到了中戲導演系和上戲表演系的通知書。
他從小學起開始拍廣告，慢慢地對廣告製作產生了興趣。一位長輩告訴他，要做廣告行業，最好去學導演而不是廣告專業。
高三藝考時，爲了增加考取中戲導演專業的勝算，他在去北京考試前留了一臉鬍子。最終他以專業第二名的成績拿到了錄取通知書，但後來考慮到家庭的原因，他留在上戲學了表演。
在意外發生之前，胡歌已經是當年最受關注的年輕男偶像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那之前的他一直是一個“幸運的”留着“花仙子”一般長碎髮的男星。他有足夠多的能讓他在這個圈子裏充滿競爭力的硬通貨——一張英俊同時帶着少年氣的臉，而這張臉，是胡歌同時作爲偶像和商品這一體兩面的最核心構件。
然而，這張本來完美的臉，在一場意外裏，破碎了。
胡歌不諱言他和公司在“臉”這個問題上的分歧。當他爲“撿回一條命，以後終於可以做幕後”感到慶幸時，公司想的卻是如何儘快將這張破碎的臉修復如初。
如果說在這之前，明星制還只是在規訓和塑造胡歌作爲明星的工作和類型，那麼那場意外之後，明星制開始表現出它更強大和冰冷的另一面行事邏輯。
在這些沒有停止過的爭取、妥協和角力中，在消化張冕去世的巨大失去和悲痛中，在一次接一次的拆線、縫合和整容手術中，胡歌竟然也罕有地擁有了一段能夠獨處和逃脫攝像機關注的空間。
在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胡歌寫道：“考入上戲，進入演藝圈，覺得自己被捲入了一個巨大的漩渦，越陷越深。”
在香港酒店40平方米的房間，他大聲唱歌，抱着一隻枕頭跳舞。“沒有接不完的通告，沒有推不掉的應酬，這次意外讓我的生活變得簡單而有規律。”他認爲這是“另一種自由”。
但“自由”的時光很短暫。更多時候，他要打起精神，配合公司爲他復出所做的縝密安排。
他記得有一次，他和蔡藝儂前往韓國拜訪整形醫生。在一家醫院，一位著名的整鼻專家針對他的情況，提出全麻、插鼻管、植皮的手術方案，胡歌聽完就想放棄了。他不想再爲“所謂的完美”去承受生理痛苦。
這一次蔡藝儂尊重了他的決定。胡歌抑制住“勝利大逃亡的喜悅……一頭鑽進了汽車，想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每一寸皮膚都是商品
“逃跑”似乎並不應該是明星胡歌生命序列中的關鍵詞。
畢竟，在意外發生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與胡歌這段經歷聯繫最緊密的詞彙，通常都是“涅槃”和“重生”。
從歷史或者更久遠的集體心理積澱出發，人們總是更樂於去目睹一個關於“英雄”在“穿過黑暗叢林試煉”後最終“完成”自己的故事。這樣的理想故事，按照著名神話學家約瑟夫·坎貝爾在其著作《千面英雄》中所歸納的，正是一場完美和激動人心的“英雄之旅”。
巧合的是，在中國演藝圈，你可能很難再找出一位像胡歌這樣，扮演過那麼多“英雄”和神話人物的男明星——“仙劍1”中的李逍遙，《神話》中的易小川，《少年楊家將》中的楊六郎，《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
然而，相比圖書和戲劇裏那些英雄敘事，現實中胡歌的“英雄之旅”，並沒有結束在經典敘事的最後一環：英雄的完成和迴歸。
他始終在逃離
他甚至不想繼續外間看來勵志又昂揚的復出程序。但在接近10個月的休養和治療中，公司和合約會不斷提醒他：你還有“債”沒還清，你還揹負很多人的“期望”。
特別是當公司跟他說，“我們不換人（指郭靖一角不換人），我們全部就（停機）等你，從那一刻開始，我的壓力就已經超級大了，從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我接下去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實都是在爲了這麼多人的期待。”
在等待劇組復拍的日子裏，劇中黃蓉的扮演者林依晨臨時決定去紐約進修兩個月的表演工作坊。“如果不是這件事的發生，這個決定可能會一直遙遙無期”，從好友的意外裏，林依晨領悟到“想做的就馬上去做”。
胡歌的發小龐雲則感慨命運的奇詭。初一時，他和胡歌在何瑩老師的話劇班裏認識，慢慢地，兩人成了好朋友。但自從初三從上海回到貴州老家後，他們有七八年的時間失去了聯絡。
再見面時，已經是2004年。那是在一間超市裏，胡歌穿着一件黑色皮衣走進來，偶遇的兩人互留了聯絡方式。龐雲記得，那天下午，胡歌買了水就坐車去橫店試戲了，當天晚上他就被確定出演《仙劍奇俠傳》的男一號“李逍遙”。
但兩年後，胡歌又一次成了演藝圈的新人。最終，復出發佈會定在了2007年6月22日，車禍發生後10個月。
胡歌回憶，在那10個月裏，他有很多決定都跟公司的安排不一致。“或許自己的個性不太適合做藝人吧。想象着要去面對鏡頭的時候，會有一種抗拒，甚至反感。”他覺得自己“真的不想回到鏡頭前面來，完全沒有做好準備，但是又不得不回來”。
發佈會前幾天，“逃跑”的念頭又跳了出來。
他開始在家收拾行李，並確定了兩個選擇：一是去寺院裏做和尚，二是去旅行做浪人。想到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去過，他最終選了第二個，“打算到火車站隨便買一張票就上車，到哪一個小站，轉一轉，再上車”。
他最終打消了那個念頭，怕“如果這麼一走了之，會辜負大家的準備”。但對公司和朋友，他是“又愛又恨”。
“愛是因爲我很感激他們一直陪伴我照顧我，我也相信他們讓全劇組停工等我是爲了我好……恨是因爲，我覺得他們可能沒有站在我的角度，去考慮一下我的感受。逃避也好，退卻也好，我是覺得如果我不回來，我自己心裏會更好受一些。”
此外，胡歌覺得復出時自己從生理上、從心理上都沒有恢復好。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讓劇組和公司再等了。
“唐人當時是小公司，可能這部戲沒完成就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其間有爭執或者說服，但我沒有選擇。因爲我做不了任何決定。”
作爲國內明星制和偶像劇造星機制最早同時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胡歌被稱爲“古偶第一人”、“橫店王子”、“大陸初代小鮮肉”。但他同時也是明星制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埃德加·莫蘭所說，“明星是徹徹底底的商品：他們身上的每一寸皮膚，他們心靈的每一次悸動，他們生命中每一個回憶，無一不能投向市場。”
而“作爲偶像的明星和作爲商品的明星”是同一現實的兩面。只有當這個商品破損，尤其是這個商品最核心的構件——臉，美貌，受到破壞時，作爲偶像的明星纔會感受到他同時作爲商品存在的這一面。
對胡歌來說，在經歷車禍這場巨大的意外和失去後，他比更多同行意識到自己作爲“商品”的殘酷一面——明星制挑選他，餵養他，塑造他，包裝他，售賣他，同時也控制他，束縛他，修復他，限制他。
於是，他“硬着頭皮”回去了。
在復出後參加的幾個電視訪談裏，還能看到胡歌那時的樣子。他穿黑色外套，戴牙套和黑框眼鏡，身材單薄，視線總是往下，如同一隻驚惶而蕭瑟的鳥。有嘉賓坐到他身邊時，他會雙手抱緊一隻粉色的玩偶，不斷用一種善意支撐起來的勉強，重複講述那場意外裏的自己。
等回到“射鵰”劇組，林依晨發現，兩場戲的間隙，胡歌不再像以往一樣和謝娜、袁弘一起打鬧，“他常常會發呆或者放空”，“他不再是那個大漠上無憂無慮的郭靖了”。
“補妝的次數也增加了，”林依晨回憶，“要填補那個凹槽，因爲那樣子疤痕的復原是需要好幾年的，所以它有一些色素跟凹凸程度上的不均勻。化妝師補得也很緊張，補妝時間久了一些，胡歌表情開始有點木然。”
當時在劇組擔任副導演的林佳俊回憶，復拍後，調整布光成爲劇組常態。在胡歌記憶裏，那是他演藝生涯裏“最艱難的時刻”。
“他們會悄悄地說，可能這個角度拍得不好看，要換一個機位，然後要重新布光。拍完一條，我就站在那兒，我想等着導演告訴我哪兒不好，但是我就看見他們在那兒竊竊私語，然後身邊的工作人員就開始動了，哦，我就明白了，然後在那一刻我就覺得，哇，我在這兒幹什麼啊？”
但這時的他，已經不能像復出前那樣去想象和設計一種逃跑的方式。
他感到命運的“諷刺”——就在車禍發生之前，他們剛剛在內蒙古草原拍攝完了“射鵰”大漠的戲份。袁弘和林依晨都認爲那是大家“最快樂的一段日子”。
那段日子，有繁星，有青春，有草原，以及，尚未離開的朋友。
胡歌記得，某一天，大家在草原上發現了一種叫“悶倒驢”的當地酒。他和蔡藝儂打賭，如果蔡藝儂能吃完盤子裏所有的大饅頭，他就喝下一瓶“悶倒驢”。
“大家紛紛表示，誰悶倒了誰就是驢，這個人就必須背大家回去。”結果胡歌悶了一瓶，謝娜悶了半瓶，剩下的半瓶，張冕悶了。“回去的路上，大家還互相背，在那個星空下，大家傻笑。現在想起來，那是在車禍發生之前，最高興的一次了。”
等再回到復拍的“射鵰”劇組，胡歌的右眼瞼多了一個傷疤。最終，從內蒙草原開拍的劇，在浙江象山影視城的海邊殺青。
殺青那天，拍完了最後一個鏡頭，導演李國立剛喊咔，或許是害怕劇組整他，把他扔進大海里，或許是害怕從這個劇組離開後，“不會再有其他人這麼照顧他”，最後一個鏡頭結束後，胡歌還沒換下衣服，就跑了，“瘋狂地跑，跑，跑，跑着，跑着，眼淚就流下來了”。
我們逃跑吧！
迴歸後的胡歌，延續着公司爲他安排的“古裝偶像”戲路。能夠遮住傷口的劉海，也成了蔡藝儂爲他制定的演員合同中的必備造型條款。
“射鵰”後，香港導演馬楚成找到他出演《劍蝶》中的一個反派。但演完後，胡歌很受挫，他發現自己“離導演的要求好遠啊，好像達不到他的要求”，覺得自己“可能也的確是在自己的套路里走不出來了”。
那段時間，發小龐雲和老師何瑩也開始頻繁地建議他轉型。
龐雲記得那時兩人一見面，就抨擊他：“這什麼東西啊，不行不行，像小孩子的東西，我看不下去了啊！你要轉型！”他記得胡歌也不反駁，“就笑着說，對對對，是的，是的，他說其實他自己也看不進去”。
但因爲長久以來的類型固化，能供他選擇的劇本還是以飛來飛去的仙俠劇爲主。2009年，他又在橫店拍攝“仙劍3”。這又是公司製作的戲，“不拍，也不知道能幹嘛”。
在組裏拍了一個月，那個想跑的念頭又冒出來了。
“我說好無聊啊，每天都在那兒嘻嘻哈哈，蹦來跳去的，我就覺得我幹什麼啊，每天我這是在演什麼呢？在這裏浪費生命，我就不想拍了。”
他開玩笑似地慫恿助理小凱，“我們逃跑吧！”小凱愣了一會兒，說“好啊”。
想要離開古偶套路的念頭一旦生起，胡歌開始了自己的行動。次年在拍攝穿越劇《神話》時，胡歌決定不要劉海了。這之前因爲要對這個傷疤遮遮掩掩，造型非常受限，他覺得“自己其實演得也很不舒服，一個大將軍，還留劉海的話，角色不成立”。
蔡藝儂聽說之後就慌了。在後來接受“騰訊娛樂”的採訪中，她回憶自己“趕緊聯繫監製，帶着胡歌去陽光底下拍一段動態視頻，評估這個造型可能造成的後果”。最終胡歌決定了自己劉海的去留。
之後《神話》的熱播，又讓更多類似的題材和角色找了過來。胡歌意識到，如果還是按照慣性這麼接下去的話，“表演這件事我可能就到此爲止了”。
《神話》播完後，他回上戲讀書去了。
大學時因爲常常請假拍戲，他還有22個學分沒有修滿，畢業證也沒有拿到。那期間，他接了一部現代劇《苦咖啡》，雖然播出效果並不好，但他決定了“轉型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從2010年開始，胡歌一心決定關閉古裝連續劇的通道，他希望能有機會回到話劇舞臺重新學習表演。正好有朋友在新聞裏看到了這個消息，就向《如夢之夢》的導演賴聲川推薦了胡歌。
其間，張黎拍攝電影《辛亥革命》，找到胡歌出演林覺民一角。張黎覺得胡歌能行，因爲“經過生死的人，他一定不一樣”。但投資方“想他一奶油小生，怎麼能演這個角色呢？”張黎記得那時“不是一點質疑，當時真的質疑”。
但離開長劉海和古裝戲服的胡歌，明顯比過去開心了。在龐雲記憶裏，2012年、2013年的胡歌，“還是比較開懷的吧。就是反而沒有人關注他的時候，他其實過得挺多笑聲的。”
胡歌的朋友、製片人胡凡也有同樣的感覺。她記得2012年冬天，“有一次在上海，吃日料，他一陣風似的跑進來。穿花毛衣還是什麼的，還戴個帽子，特別開心，說接話劇了，打算在演藝上要進步，那個時候是特別堅定的。”
那兩年，他有了更自由的時間規劃。2013年6月，在話劇《如夢之夢》的上演間隙，胡歌作爲環保公益組織“綠色江河”斑頭雁項目的志願者，第一次去了長江源頭的沱沱河。
在人煙稀少的長江源，胡歌看到了冰川融水彙集成的通天河辮狀河道。那天正颳大風，下着霰，與胡歌同期在站上服務的資深志願者韓李李，在帳篷裏遠遠看到胡歌撲通跪在草原上，久久匍匐在雪山之下。
在出道10年後，胡歌在那裏感受到自然山川的遼闊和自由。一週後，要返程了，走之前，他對韓李李說，“我明年也要來，我就來做志願者，不通過公司，是我個人行爲，我也要在草原那個帳篷裏面，待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待一個月，最好這樣子。”
他的優美在於他的惶恐
胡歌承諾的“明年再來”卻沒有兌現。
直到3年後的2015年底，韓李李突然收到胡歌的微信，他說“如果明年你們有項目需要我的話，隨時跟我說”，然後他告訴韓李李，明年他準備不拍戲了。
韓李李回憶，這期間“我們沒有主動約他，是他一直跟我說，他還想去，但是沒有時間，因爲2014年、2015年他就特別忙”。
2016年6月，胡歌安排出了一週多的時間。在臨出發去格爾木進行海拔適應時，他的奶奶去世了。於是原先定下的時間要改，但他堅持儘量不往後拖太久，因爲“後面還有事，好不容易等到這個時候，不想上來只有兩三天，什麼都幹不了”。
參加完奶奶的追悼會，胡歌一個人從上海飛去了格爾木。在旅館裏，志願者們一起聊天，總會被敲門聲打斷，不停有粉絲找過來跟他合影。
韓李李建議自己去幫他擋一下來人。“他說不用不用，說他也沒做什麼，就能讓別人開心成這個樣子，也是挺好的。”
幾天後，霍建華、林心如宣佈結婚，同時間胡歌在青藏公路沿線撿拾垃圾的照片成爲各大平臺的頭條和熱搜。相比3年前第一次去參加“綠色江河”的活動，憑藉《琅琊榜》、《僞裝者》再度爆紅後的胡歌，一舉一動引發的關注體量都不再與過去相當。
但或許只有胡歌自己，才明白名利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和密度涌來時的感受。袁弘記得結婚前，胡歌開車來寧波找他的那次，胡歌拿出手機給他看裏面2000多個未接來電和2300多條未讀微信。
“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太會拒絕別人的人，那麼一個好說話的人，然後再一紅，找他的各種人和事特別多。當他不知道怎麼去處理的時候，他可能就會選擇，也不能說逃避吧。很多人跑來問我說哎，胡歌怎麼不回微信呢，我只能告訴他們他有時候不太用微信。”
在袁弘看來，“在很多人那裏不會成爲壓力的東西，在胡歌那裏卻會成爲壓力”。他發現這兩年，公衆有一種趨勢，“會把他越來越往一個神壇上推。好像他各方面都是完美的，但是你知道人沒有什麼完美，而且我相信我瞭解的，胡歌這個人他是不希望別人把他想象得太完美了。”
但眼下，胡歌儼然已經成了演藝圈和名利場中稀有的完美明星、三好學生、業務標杆、道德模範、勵志偶像和轉型楷模。
袁弘覺得胡歌“在做的很多事情，是與偶像這個東西背道而馳的……我覺得他是有理性在控制這個東西的，一直在逃避這樣的東西”。
然而人們迷戀偶像的樹立，正如期待它某天倒掉一般。
《人物》雜誌第二次見到胡歌，是在北京國貿一間酒店房間。這天，胡歌只帶了一位工作人員。司機把車開到酒店門口，一個戴着鴨舌帽和墨鏡的高大男子低着頭下了車。
在房間沙發坐下後，他把一隻打火機和一盒還沒有拆封的香菸放在了腿邊。坐下後主動找話題熱場的胡歌，令在場者放鬆。
但在談話的5個小時裏，他始終沒有拆開那包香菸。
袁弘覺得胡歌“有時候會不介意在公開場合抽菸，他不是故意地要去給人家看，可能他也不是那種抽菸特別兇的人，但是他會告訴大家我也是一個普通人，我也有一些不好的毛病，我覺得他這種時刻其實是想要傳遞這麼一個（信息）。”
過去10年裏，當胡歌獨力對明星制的規訓和束縛進行鬆綁時，因爲近兩年兩部戲的熱播，他又一次被送上了名利場聲望的巔峯。
這一次，因着技術、資本和互聯網對現代社會的布控，明星制對他產生的纏繞和公衆對他的神化，已經到了讓他正常生活狀態隨時熔斷的邊緣。
在達到個人聲望的巔峯時，有關胡歌的“英雄神話”也同時到達頂峯。不論是現實維度裏的明星胡歌，還是作品中的角色梅長蘇，都引發了公衆猛烈的解讀熱情。
如同作家的“那一本書”，歌手的“那一首歌”，梅長蘇是演員胡歌的“那一個角色”。
導演李雪覺得，“《琅琊榜》不好複製。其中有一個無法複製的，是胡歌對這部戲的貢獻，就是他自身的經歷，自身重出的這個狀態，跟梅長蘇的狀態有些契合，這個東西可遇不可求。”
“既然活下來，就不能白白活着。”胡歌從中看到自己前半生的一些重要段落。他發現，梅長蘇和《僞裝者》裏的明臺，有一個共同點：都因爲一個偶然的意外，獲得一個不斷需要扮演和隱藏的身份。
胡歌覺得，“其實梅長蘇就是一個演員。他把過去的自己完完全全地藏在裏面，不僅是換了一個樣貌，他所有的一切都改變了。”
演員胡歌的生活，也在這兩部劇播出後發生了不可逆的改變。
龐雲發現《琅琊榜》火了之後，胡歌給他整個人的感覺“都是迷失的，和他車禍受傷的那個狀態差不多，好像是他碰到什麼事。就是整個人頭就低下來了，不像別人是，啊，我火了，我頭擡起來了。他越紅我越是擔心他”。
現在兩個人見面，“像做賊一樣”。龐雲一見他就會嘆氣，“我說像你這樣的日子，給我一輩子，我也不要的，太痛苦了呀，每天都是在所有的聚光燈下，每天都是受到所有人的關注，你再給我多少錢，我也不會幹，打死我也不會過的，當然我也過不到。他也覺得，他說哎，怎麼辦？”
好朋友林依晨也發現了胡歌最近一年多的“不快樂”。她記得某次頒獎禮後和胡歌一起吃飯，“我說恭喜啊，作品很受歡迎，然後他就露出一絲不屑的表情，那個不屑，你會明白，就是對他的報道和褒揚，他感覺那都是名過其實。”
一個曾經的古裝偶像劇明星，一張曾經和死亡擦過的差點被毀容的臉，如今成了最受關注和肯定的實力派。大衆永遠偏愛這樣的故事，人間永遠需要這樣的“神話”。
而導演姜偉是這個故事最關鍵轉折處的目擊者。他記得拍《獵場》的時候，正是《僞裝者》和《琅琊榜》連着播的時候。圍觀胡歌的人與日俱增。他感慨，“過去拍那麼多戲，沒有一個戲在拍的時候，這個主演正好是當紅炸子雞。”
他記得那時正好在某學校拍一場戲，胡歌衝着女生宿舍喊女主的名字，宿舍裏圍觀的女生太激動，拍照的時候手沒抓緊，“哐哐哐一下子掉下來幾個手機”。最後人太多，沒法取大景，只能取女主那扇窗戶。
在《獵場》拍攝的153天，胡歌發了唯一一次火。那是在車站拍戲，有個圍觀的人一直拍他，他說了幾次還在拍，正好對着他的視線，他就受不了了，衝那人大吼了一聲“躲開”！
導演張黎的合作者、製作人胡凡，是胡歌多年的好朋友。2015年底《獵場》拍攝時，胡凡去劇組看他，“他5只貓全帶去了，他住的房間裏亂七八糟的，我說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他說我就是亂，我現在特別亂，我根本就不願意……那種亂，就是他對自己的一種放棄，他纔會那樣。”
那時候胡歌已經獲得了一些獎項，但還沒那麼多，最多的時候是十一二月份。胡凡覺得，“這個名和利來得太猛，他已經被推到那個位置上了。然後他說我何德何能，我憑什麼拿那麼多錢，從上午說到下午，我就陪着他，一直到他出工。”
在胡凡印象裏，那時候胡歌已經開始面對“無數的戲約”。怕給他負擔，每次找他前，她都跟他說，“我不是找你拍戲，我就怕給他負擔，我知道他負擔特別重，你要給他發條微信問他在幹嗎，他就特別緊張，是不是又要來找我了，我還有什麼債沒還。”
梅長蘇這個角色的成功，給胡歌“帶來了特別多名利上的，錢啊，聲望啊，關注度，人氣”，但他同時覺得這所有的一切，“都是對梅長蘇和這部劇的一個消耗”。
“因爲我演梅長蘇並不是爲了獲得這些東西。我參與《琅琊榜》這部戲，這部戲成功了，梅長蘇這個人物站起來了，對於演員來說，在藝術創作上我成功了，這就是我一個終極的目標。包括我後來接了這麼多廣告，當然掙錢也是一方面，可是我在接廣告的同時，我又在想，哎，長蘇，我一直在心裏面講，梅長蘇，我又消耗你了。”
胡歌對自我的審查和檢視愈發嚴格。那段時間，張黎在上海跟胡歌吃了一頓飯。他記得胡歌特別沮喪地跟他說，“我幹什麼了？我得到這麼多？”
“這個非常不容易，在大部分人都不是這麼想。都是少幹多拿，不幹也拿，對吧？”張黎覺得胡歌那番話發自肺腑，他聽了當時心裏“咯噔”一下。
“包括我到這個歲數，這種自省能力都不及他。別說演藝圈了，大部分中國人沒有這個自省的意識。我什麼也沒說，那天就在酒店裏面，光特別暗，那個破酒店它也沒什麼座，一把破椅子，他自己開着個車來了。”
在張黎看來，“胡歌的優美之處啊，就在他的惶恐上，就是他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惶恐上，這是他很富有美感的東西。好演員，好的男演員，都是敏感的，賊敏感。”
砸下的酒瓶
2015年底，龐雲在澳洲接到胡歌打來的電話。
“他說，龐雲，我做了一個決定，我要去美國讀書。我說不會吧，你現在這麼火，你現在跑去讀書，我說你別傻了，你現在掙錢的時候抓緊掙錢啊！”
但胡歌已經開始主動關閉工作通道。他表現出一種在外人看來，與他過往性格異常相悖的“決絕”。
他一向是圈子裏著名的“好好先生”。袁弘曾經從象山影視城老總那裏，聽他聊起胡歌的一件小事兒。拍攝《琅琊榜》期間，“他說胡歌這哥們兒真是怪啊，從象山縣到石浦鎮總共就那麼幾個好酒店，問他要住哪家，胡歌說隨便，離影視城近就行。離影視城近的只有一間比較普通的酒店，他這一住就是挺長時間。但凡是個小腕兒也會要求住4星級、5星級酒店的，胡歌是他見過的唯一一個住普通酒店的演員。”
在朋友那裏，胡歌“過分體貼”。胡凡記得每次吃飯，胡歌都點她愛吃的，“一份不夠再點一份”。愛吃生蠔的導演李雪，也曾經差點被胡歌連着給他點的兩份生蠔“膩死”。
在他們眼裏，胡歌是演藝圈不折不扣的“好孩子”。大學同學袁弘則一直記得“好孩子”胡歌關於喝酒的一件往事。
“那是剛進上戲的時候，胡歌完全不能喝酒，一杯啤酒就倒了，然後趴桌子上醉一段時間。那時候，班上的東北人喝多了開始砸瓶子，大聲吵吵，然後胡歌就突然醒了。他的眼神就完全是一個小孩，就是發現了一件特別好玩兒的新鮮事物，叫砸瓶子，就覺得哎，那些人在砸瓶子，好好玩兒啊，然後舉個瓶子就要往地上扔，而且是那種完全沒開的整瓶。然後剛舉起酒瓶子，當時身邊坐了一個女生，充滿母愛地過去阻攔他，把他攔了下來。於是，那個瓶子還是沒砸下去。”
如同一個隱喻，那瓶被胡歌舉起的沒打開的啤酒瓶，終於被他自己狠狠砸了下去。這一次他破開了所有企圖挽留、緩和和阻止他的圈層。
11月5日中午，拍攝進入到第三組畫面。事先沒有商量，胡歌突然將工作人員端給他喝的半杯水倒在了面前的圓桌上，吹氣，用手指敲打，塗抹，他有些興奮地告訴攝影師：“這個主意好吧，我以前從來沒這麼做過。”
每當變換時，那些他“從來沒做過”的事，比如“做幕後”，比如“遊學”，就會從他心裏冒出來。
幾年前排演《如夢之夢》的經歷，讓他很羨慕話劇演員們的生活。在《時裝男士》的採訪裏，他回憶道，“屠楠的生活完全是圍繞自己的興趣來的……閆楠會畫畫，而且閱讀量非常非常大，他說的好多東西我都沒看過，想跟他聊天，都說不上話。”
他似乎想要尋找更多表達自己的方式，總是期待自己在“幕後”和擺脫外界關注後的第二人生。
在李雪看來，“他追求幕後啊，就是他覺得那纔是一個文化人應該做的。他“抽瘋”，我覺得其實是他不停地在反思自己和自省。”並且，“我認爲他要突破的還有很多。做演員，他還沒有做到我認爲就是無可挑剔的那個地步，我認爲他要走的路還有很長。”
但李雪覺得，“不接戲的這個事情，他還是挺堅決的，就是什麼戲都不拍了。”他記得有一次他發微信問胡歌，“聽說有幾個電視劇來找你？”
胡歌“咣咣咣”發過一堆單子來，“他說你看，這些戲都是來找我的，十幾個，那是他的經紀人給他整理的單子。電影、電視劇都有。大部分都是大製作，很多現在都在拍了，或者已經都拍完了。”
袁弘也知道“有非常好的電影、編劇、劇本和製作團隊找到他，讓他當導演，基本上所有的團隊都給碼好了，就捧着你，讓你當導演，是個人都不會失敗的那種，我真的覺得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想都不想就去，這麼好的一個盤子和局面，那就來唄，但是他一直還是很冷靜的。”
看到胡歌的決絕，姜偉覺得“自己想想頭皮都發麻，周圍得有多少人勸他，你想想！我都感到，他想躲避的心。”他突然做了一個猛地用手向前推開的動作，“從2015年底到現在，每一天都有人找他拍戲，他竟然一個都沒接，這事兒得有多麼大的決心。”
這一次，胡歌想要“逃跑”的力量，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強烈。“再次爆紅的感覺”，讓他感覺“沒勁透了，這些以前我都經歷過了，再來一次，那又怎麼樣呢？”在接受《騰訊娛樂》採訪時，他回答道。
從美國回來後，依舊在關閉工作狀態的胡歌，和朋友們騎着摩托車去了西部。其中進出色達的那段，被他視作繼出走美國之後的第二場“荒誕”之旅。
騎摩托車是他現在最放鬆的事情。去色達之前，他和袁弘、李奇等好朋友常常約着在午夜戴上頭盔，騎行百來公里。他說，“戴着頭盔在深夜貼地飛行”成了他“最愛做的事”，“看似瀟灑，卻可悲可泣，深不見底的夜，加上頭盔的僞裝，我纔是最自由的我，真是太可笑了。”
但這種“自由”在今年8月去色達的路上，又被宣告終結。
那是在大霧瀰漫的四姑娘山上，一位偶遇的上海摩友，對戴着頭盔只露出眼睛部分的胡歌忽然問道：你就是胡歌吧？你眼睛上的疤我認識。
兩人合了一張影。對方答應保守祕密。
兩天後，胡歌在途中一個加油站遇到了和那位摩友同行的其他兩個人。聊天的時候，胡歌沒想到其中一個人在旁邊拍視頻並傳到了網上。
視頻裏，胡歌說，“我明天到不了色達，我可能後天才能到”，“然後全世界都知道我要去色達了”。
胡歌的上師很快給他打來電話，“他說胡歌，怎麼回事，全色達的人都知道你要來了，我說那怎麼辦？他說你還來嗎？我說我肯定要來啊！”
最終，對方給胡歌想了一個辦法——他把摩托車騎到縣城外，再坐對方派來的汽車偷偷進去。同時把摩托車放到這次騎行的保障車上，讓外界以爲他已經撤了。
在色達，胡歌和朋友們特意分開住在不同的賓館。等辦完事離開色達時，他再度坐上對方的車，悄悄出城，再騎着機車去往青海。
這麼開心的時候他就走了
——還會有下一次逃離嗎？
——我不知道，應該會有吧。
下午5點半，胡歌背後的窗外已經黑下來。由於光線不足，他的臉在頂燈的垂直照射下，開始顯得有些鬆弛和疲憊。他用手指着臉告訴我們：“我的右臉是過去，左臉是現在。”
在那個冬日下午的大多數時候，他是放鬆的，並且常常在自嘲時發出響亮的笑聲，一般來說，這種連續而頓挫的笑聲，更常在熟悉的人之間發生。
但在提到車禍之後與張冕家人的相處和自己再度“回到巔峯”的意義時，過去幾個小時裏，不停在拿自己“荒誕”的美國和色達之旅自嘲的胡歌，語速放緩，神色凝重。
然後就在一個如同不顯眼的小路分叉口般的問題下面，他突然緩緩地告訴我們：“一年前（2016年）的今天，11月11日，胡歌官網成立12週年，我那天其實本來是要告訴大家我要退出演藝圈。”
在那篇本來打算宣告退出演藝圈的長文裏，胡歌說：“身邊的人做得比我多得多，我的經紀人、我的團隊、我的老師、我的長輩、我的親人、我的胡椒，是你們把我擡到了今天的位置，我出色地扮演了一個成功的藝人。”
在最後一段，胡歌寫道，“在我爲了不忘初心而懷念過往的時刻，容我對自己的未來，有一絲想象的空間，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憧憬。”“如果，我能夠有機會踏踏實實地學習、沉澱，我願意放下眼前的所有；如果，我能夠給家人真正的幸福， 我願意放下眼前的所有；如果，我能夠變成我想象中的自己，不辱上天的使命，讓重燃的生命之火發揮出更大的光和熱，我願意放下眼前的所有。”
在經紀人姚瑤一再勸阻下，文章最終修改成一篇爲紀念官網建立12週年而寫的文章，但包括小雅在內的不少“胡椒”，還是“感受到他那種想要逃離的想法了”。
在寫下這封信之前的一個月——2016年10月，胡歌去香港做了一次全面體檢。從車裏下來，他才意識到眼前那家醫院，就是10年前他去過的醫院。
期間他還進了一次手術室。醫院護士告訴他，“你上一次做手術，我也在這裏。”
那天晚上，因爲體檢項目還沒有完成，胡歌在病房裏住了一晚。躺在牀上，他想起很多過去的片段，開始質疑自己在意外發生後的10年生活。
“可能10年前我也給了自己很多的（解釋），就是我會問爲什麼老天讓我經歷這些事情，這是一種懲罰嗎？還是說有一個特別的意義？他又沒有把我帶走，而是讓我留下來了。可能10年前我對自己的未來會有個很高的期待，而這個高的期待不是，真的不是現在的這種。所以我就覺得是不是我這10年的路走錯了，而且我也覺得重返制高點並沒有讓我很開心，我去領獎臺上領獎，可能對我來說，這個是大家對我的認可，可是真正快樂的是在演的時候，並不是在拿獎的時候……”
想到10年前，自己曾經在同一間醫院的病房裏，模糊感受到的那些所謂“使命”，胡歌覺得“最不好受的，就是我覺得……目前的我，我覺得是對不起過去的自己的”。
他收斂起笑容，望向桌角：“今天演了那麼幾部戲，變得比以前更紅了，肯定不是我留下來的意義。”
從香港體檢回來後，他開始跟經紀人姚瑤討論“退出”的事情。姚瑤勸他，“你不想幹了，你就不幹，不就行了嗎，你爲什麼老是要對大家說，不給自己留退路呢？”
胡歌覺得，“自己可能（一直）是在逃避吧。”
這個天賦美貌，卻又險些被毀容的男明星，與慾望、明星制之間，關於落網、逃脫、迴歸的故事，似乎還會繼續進行下去。
11月5日下午4點，出席《獵場》開播發布的胡歌，又回到了鏡頭圍伺的舞臺。20多位主演在臺上一字排開合影，胡歌本能地往後退了一步。在隨後的幾分鐘裏，他一直垂着雙手握住麥克風。幾番合影和遊戲後，他已經從正中移動到了舞臺最左邊。
“他就是一個好孩子，你知道嗎？真是好孩子，這圈真不是好孩子待的，但是他又在這兒待着。”在關於胡歌“進”和“退”的採訪中，胡凡甚至有些懊惱地告訴《人物》雜誌，“真正要做他，他就是個悲劇，他就是個悲劇啊，但是你真要把他做悲劇寫，他人生就被你這樣定下了。他就是在這個時代潮流裏掙扎，他不隨波逐流，但是他很有可能被淹沒。”
張黎覺得“被淹沒是因爲胡歌的容易受傷。但悲劇是最有美感的，悲劇不是一個貶義詞。”
“他要逃，就讓他逃唄。”張黎覺着，“讓他自己逃過了，他該回來就會回來的……這個東西啊，怎麼說呢？當你面臨這個時代的時候，你自己要確定一個姿勢，與之相處。現在，至少他在找着呀，他在找着。”
林依晨覺得這種胡歌“想要自由和逃避的狀態，應該到他86歲，都還是這樣”。
胡歌覺得自己有一個“燃點”，“快到那個點的時候”，他自己會知道，然後“就走了”。
關於胡歌和“走了”的話題，龐雲總是會想起少年時代，他們一塊兒踢球、“打仗”的日子。
“每次玩到四五點鐘的時候，他就說他要走了，然後拉也拉不住的，“我回去”，“我媽媽讓我回家”，“我要回去做功課的”。像我們的話，就會玩兒啊，玩兒到爸媽來找你啊，到處找你啊。對啊，我就覺得好好玩兒啊，你怎麼就走了呀？勸他也留不住，他是這樣的呀，這麼開心的時候，他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