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香港愛情故事”，卻看出了北上廣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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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真的好難啊……”

文 | 清晏編輯 | 王卓嬌

“吶，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開心。”

終於，港劇開始放棄這句“療傷體”臺詞，在《香港愛情故事》裏，借王敏奕的口，大膽直白卻也艱難苦澀地去承認：

“開心，真的好難。”

儘管這句臺詞出在大結局，儘管《香港愛情故事》沒褪去Happy Ending的俗套，但王敏奕在劇集終章的這句話，卻可看作是整個故事的基調：

幸福之於有錢人是錦上添花，之於窮人卻是苦痛掙扎。

當然，它並非是要刻意去撩撥貧富階級的差距，也不是要對“貧賤夫妻百事哀”的細節保持刻奇。它真正在意的是，在這個幾乎容不下貧苦愛情故事的怪異當下，如何喚醒人們對貧賤夫妻的尊重——儘管它仍有套路化的完美結局，儘管它沒有把犀利凜冽延續到最後，但都無礙它成爲今年最值得看，同時也最值得被讚頌的話語劇集。

這種拔高式誇讚，最大的原因在於，《香港愛情故事》一改國產劇的愛情惡習。

或許是沿襲自新文學運動，或許是我們擅於在階層障礙裏尋獲慰藉，也或許是因爲試圖跨越階層的愛情天生帶有更飽滿的敘事張力。近些年國產愛情劇最常見的套路之一，就是喜歡用貧富懸殊的兩個階層來對話，要麼讓我們看破階層壁壘的難以逾越，要麼給我們猛灌愛情可以超越一切的迷魂湯。

在這個愛情敘事的套路里，富裕不是原罪，貧窮纔是。

這個陋習，似乎可以上溯到《北京愛情故事》。在這個電視劇裏，窮人以一副卑劣的嘴臉出現，寒酸、猥瑣且咄咄逼人，以此讓有錢人佔據着經濟和道德的高位，他們既有能力佔據更多更大的社會資源，又具有了搶奪別人女朋友也不用被譴責的道德光環。

窮人成了富人的道德墊腳石，還得賠上女朋友。

以此爲先河，我們的國產劇尤其是青春偶像劇，開始大批量地生產認同富人階層的故事；即便是那些把目光聚焦在窮人身上的現實主義題材，也把貧窮刻畫得張牙舞爪駭人聽聞；哪怕反省愛情在階層中被濫用的情況，也要反手給觀衆一巴掌，告訴你愛情在階層中的不可逾越。

這就是爲什麼青春偶像文學，會如此流行“霸道總裁愛上我”的套路的原因。它利用我們意淫愛情何以偉大的妄念的同時，內裏暗藏着我們試圖躋身少數人才站得住腳的富人階層的慾念——這樣的劇情多如牛毛，比如林雨申和趙露思《我，喜歡你》，比如言承旭和沈月的《我好喜歡你》，等等。

稍好一些的劇集，會在這個基礎上傾向於現實主義，但也帶有強烈的粉色烙印。比如《三十而已》裏的王曼妮，她要經歷那麼多才肯承認一開始就知道的事實：自己不過是“海王”的其中一個玩具；還有《風犬少年的天空》，窮小子情竇初開，以爲自己能給富家女一個未來，結果發現自己努力那麼久的禮物，不過是富家女在高檔飯店得到的一個抽獎禮品。

這些以愛情作掩護的階層焦慮，存在兩個維度的失衡：既沒有真正的勇氣去直面貧窮生活的困苦，又心不甘情不願地去認同富人才有的幸福體驗——結果就是，我們的國產劇既在表現窮人生活時不準確，又在意淫富人時充滿獵奇和貶損的暴力。

就是說，無論是青春偶像劇還是現實主義題材，我們的國產劇超級不準確：既不知道該怎麼炫富，也不懂得怎麼再現貧窮。於是就有了《三十而已》的假惺惺模樣：一邊惡意諷刺和貶損闊太太們的虛浮、無聊和無知，一邊又表現出對貧窮的愛而不能與無可奈何。

《香港愛情故事》就沒有這樣的毛病。

它在肯定富人也有幸福與哀愁的同時，也認可窮人的哀愁和幸福。更關鍵的是，它沒有想過在這兩個階層的矛盾上製造問題。它的野心極小，就是要在門當戶對的窠臼裏，勾勒出同一個階層的窮酸姑娘和小子，因爲愛情走到一起，卻因爲貧窮而心生嫌隙的辛酸。

憑什麼愛情的衝突要靠階層來凸顯？

憑什麼婚姻的磨難要靠公婆來製造？

憑什麼不幸的關係要靠金錢來決定？

《香港愛情故事》既是在跟大部分話語劇集唱反調，也是在主動向現實生活投誠。它很清醒地認識到：愛情的階層矛盾，並非像《三十而已》裏王曼妮那樣靠脫光衣服就能抗拒；婚姻的不幸魔障，也不是《雙面膠》婆婆李明啓近乎單方面的發難就能實現。

在《香港愛情故事》的主創看來：

灑狗血的從來不是不同階層的人住在了同一個屋檐下，而是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的同一個階層，反而充斥着更多的雞毛蒜皮、精心算計和兩敗俱傷。

更噁心的是，無論你主動發難還是被動承受，哪怕釐清現實努力保持客觀理性，最終卻都要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你可以對生活講道理，但生活從來都不會去在意。

就像是《香港愛情故事》裏的邱凱琪和陳子郎：樂觀性格里混合着和稀泥成分的陳子郎，癡情於出身差不多的邱凱琪；女的以買房爲人生目標，男的和稀泥特質爆發接受了，結果卻讓倆人的婚姻在買房的高額債務面前搖搖欲墜。

陳子郎錯了嗎？一心愛着邱凱琪的他，無非是也想給她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安樂窩；邱凱琪錯了嗎？同樣深愛陳子郎的她，無非是想讓倆人有個更好的家，可以不用到“40歲了還要去開房。”

就在你以爲都是貧窮惹的禍，卻發現百事哀的夫妻，並不全是因爲窮：陳子郎的父母，和邱凱琪的父母，這兩對夫妻的矛盾，從來不是因爲經濟而產生的矛盾。他們反而都有個甜到家的開始：陳子郎的父母靠騎自行車走到一起，邱凱琪的父母因爲彼此通信喜結連理。可結果呢？早已用不到自行車的倆人把彼此困在家裏死氣沉沉，而只擅長寫信交流的邱父，甚至間接造成了妻子的車禍。

這就是《香港愛情故事》的功力：

首先，它避開貧富之間的階層矛盾，把愛情放在門當戶對的貧窮階層去討論；其次，儘管努力摹刻“貧賤夫妻百事哀”的圖景，卻不以貧窮爲原罪；最後，它在現實主義的題材上烙下樂觀主義的印章，讓觀衆去相信，即便我們沒辦法改變自己的階層屬性，但只要心中有愛、寬容和諒解，也能攜手同行。

就是說，《香港愛情故事》既不敗倒在有錢人的石榴裙下，也不完全把病症歸結在貧窮身上。

它很清楚地知道，貧與富之間的階層壁壘是很難打破的。既然被活生生地困在這樣的現實裏，那生活在底層的大多數的我們，就更應該樂觀起來，彼此扶攜、一路前行。

儘管有着傻樂呵的自慰嫌疑，卻也是我們最無奈的唯一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