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機場弒母”大學生被確定患精神分裂症

今天上午9時30分，這起備受社會關注的“刺母案”在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開開庭審理，檢察機關以汪佳晶犯故意傷害罪爲由向法院提起公訴。此前，汪佳晶經司法鑑定被確定患有精神分裂症。

“我腦子一片空白”

今年3月31日，在日本留學近5年的汪佳晶從日本東京乘坐飛機回到上海浦東。登機前，汪佳晶曾致電母親急需生活費，表示自己“沒錢了，都要餓死了”，在遭到母親拒絕後，汪佳晶憤然搭機回國。

當晚8時30分，汪佳晶抵達上海浦東機場，拿好托運行李後，他在候機樓見到了母親。汪佳晶事後承認，當時他問母親的第一句話就是“錢到底有沒有，給不給我”，然後雙方發生爭執，汪母明確表示已沒有財力再供其繼續求學，汪佳晶隨即走向出口處，汪母緊隨其後。當聽到身後的母親嘮叨“要錢沒有，要命一條”時，深受刺激的汪佳晶從隨身的托運行李包內拿出兩把尖刀，對母親頭部、手臂、腹部、背部多處進行砍、刺，毫無防備的汪母受傷後最終倒地，汪佳晶在逃離現場時被民警抓獲。汪母的胃、肝等多處內臟破裂，一度生命垂危。經法醫學鑑定，其傷勢構成重傷。

“我腦子一片空白。”到案後，汪佳晶曾這樣描述自己襲擊母親時的情形。

2011年6月，經司法鑑定，汪佳晶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具有受審能力。8月1日，公安機關以汪佳晶涉嫌故意傷害罪向檢察機關移送審查起訴。9月14日，檢察機關正式向浦東法院提起公訴。

“我做母親的不稱職”

在今天的庭審中，公訴人指出，被告人汪佳晶持刀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人重傷，應當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其刑事責任，依法應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鑑於汪佳晶作案時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依法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汪佳晶到案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而作爲受害人的汪母則非常後悔，表示自己做母親的“不稱職”，沒有及時帶兒子治療精神疾病。在今年日本地震時，兒子曾經告訴她“耳朵裏有異響”，而早在2009年，她和丈夫也已經發現兒子的行爲有些異常。“有一次他回國，我們3個人走得挺好，突然他大叫一聲，我們都覺得很奇怪。”面對站在被告人席上的兒子，汪母再三強調，事發時兒子並沒有逃離現場。“他看着我，我對他說‘你走呀，你走，媽媽不會怪你的’,可能他當時發病，不記得了。”當說到兒子原本明年就可以畢業時，汪母一時哽噎。

當法官詢問汪佳晶“爲什麼會帶兩把刀”時，汪佳晶表示，其在日本留學並非一帆風順，他在超市買了兩把尖刀是爲了“防身”。汪佳晶還表示，他在日本留學後期曾多次搬家，總覺得“住到哪裏，就像人家跟着我、整我”。

法庭上的汪佳晶顯得遲鈍寡言，回答問題時往往三言兩語不得要領，僅有一次對自己的行爲表示“很後悔”。而在最後陳述階段，汪佳晶居然匪夷所思地聲稱“沒什麼說的”。

值得注意的是，汪佳晶的辯護律師在庭審中爲汪佳晶進行了無罪辯護。律師認爲，根據檢方提供的司法鑑定意見書，談及汪佳晶“自知力無”，這證明事發當時他已經完全喪失了辨認自己行爲的能力，既然作案時屬於發病期，主觀意識已經喪失，汪佳晶應當不負法律責任。

對於辯護人的這一說法，公訴人認爲，這是“斷章取義”，鑑定書所說的“自知力無”是指汪佳晶在被鑑定機構問及在日本遭受的種種不如意時，“顯得情感欠協調，主動意志活動病理性增強，記憶、智能尚可，自知力無。”

至於鑑定書對汪佳晶作案時的控制自我行爲能力，公訴人認爲鑑定書的分析已經非常明確，鑑定書的意見是，汪佳晶患有精神分裂症，本次傷害母親行爲源於因爲要錢與母親發生爭執，而並非受幻聽、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狀的直接影響，但作案時處於發病期，細膩情感方面存在明顯障礙，對作案行爲的控制能力削弱。公訴人指出，“控制能力削弱”的意思就是指沒有完全喪失辨認和控制能力，根據刑法第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爲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即限定刑事責任能力，應當負刑事責任，但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在經過一個半小時的法庭審理後，審判長宣佈法院將擇日作出宣判。

一個不能忘記的外國人

在審理這場令人心痛的“刺母案”中，有一個人雖然沒有出現在現場，但是卻讓法庭中所有在場者都爲之動容，他就是斯洛伐克籍人雷蒙。

檢察機關在庭審中宣讀了一份對雷蒙所作的詢問筆錄，筆錄中記載，事發當天，雷蒙正走在浦東機場候機樓的步行道上，他準備前往2號航站樓乘坐漢莎航班前往德國。這時，他突然看見“一名男子用刀襲擊一名女子，在女子逃跑的過程中，那名男子數次用刀朝女子的腹部刺去，後來，又朝女子的頭部刺了兩次，那名女子就倒在了地上，倒下後，那個男的又朝受傷女子的腹部刺了幾下並企圖逃跑。”

有很多人像雷蒙一樣目睹了這場血案，但雷蒙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跑到汪母身邊的人。雷蒙在筆錄中這樣說：“我看到受傷女子躺在地上，身旁到處都是血，就想幫助她。在醫生到達前，我用包着T恤的手捂住受傷女子頭部和腹部的傷口進行了急救，直到醫生到達現場。”

一個素不相識的外國人，在看到別人生命垂危時伸出了援手，汪母在庭審中也百感交集：“我倒下了，看到很多人在邊上，沒有一個人走過來，只有這個外國人來了，解開我的圍巾，壓住了我的傷口。”

案外人語

憤怒、感慨，或許是多數人看到這起“機場弒母案”後的第一反應。但在譴責之後，我們還需對這起案件進行深刻的反思。可以說，正是家庭教育問題、心理健康問題等多重因素的疊加，才造成了這場弒母悲劇。

留學本應自立或部分自立，但據相關報道，汪母出於對孩子的溺愛，包辦了一切。經濟上包辦，精神上關注不足，養而不教的後果，是汪某極端行爲產生的根基。

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孝”道，但學校裏的相關課程卻可以說是乏善可陳。學校教育應把傳統文化中對品德教育的重視傳承下來，把品德和素質教育放在首位。

此外，海外留學生也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留學生在海外生存不易，語言障礙、學業負擔、經濟負擔及人際關係等，產生的壓力外人難以瞭解。留學生們應該重視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除了在學業上努力奮鬥，還應多參加活動、多交友，努力融入周圍環境，保持健康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