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看得見，能不能從事某類工作，身爲單眼視障者，才最有發言權。爲什麼要由那些專家來作判定？”說到這兒，朱立新顯得有些激動。
單眼視障者指一隻眼睛失明或者低視力、另一隻眼視力良好的人羣。根據規定，在我國申請駕照，兩眼裸視力或者矯正視力最低在4.9以上，單眼視障者因此被排除在外。
杭州人朱立新是是一名單眼視障者，他認爲，由國內4位眼科專家主編的《眼科學》一書中，提出的立體視覺定義並不準確，影響了相關部門的決策，給單眼視障者的工作、學習造成了諸多不便。於是，他把這4位專家告上了法庭。
昨天，這起侵權責任糾紛案在杭州上城法院開庭，3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單眼視障者旁聽了庭審。
法庭上沒有一位律師
法庭上，朱立新沒有聘請律師，他一個人站在原告席上。而在他的對面，4位被告都沒有出席，由代理人出庭，他們的身份是4位眼科專家的同事。
朱立新認爲，趙堪興、瞿佳等4名被告編寫的《眼科學》 第八版，是全國“十二五”國家級規劃教材，是全國使用最廣泛的眼科教科書。但是，這本教材沒有進行全面充分的試驗驗證，錯誤地定義“立體視覺”，導致絕大多數眼科醫生根深蒂固地認爲單眼視障者立體視覺有嚴重缺陷，不能適應許多相關的工作和生活技能，並且國家有關部門在制定各種法規和意見的時候，也錯誤地限制單眼視障者的職業選擇和生活技能，這導致原告在工作、生活和學習中處處碰壁。
朱立新說，視力正常的人如果矇住一隻眼睛，是會感覺有點頭暈。但這不能證明單眼人羣就是同樣的感覺，你至少要矇住眼睛六個月，才能體會到單眼人羣的感受。
他還舉了大量例子，說明自己可以從事駕駛、雕塑、精密機械操作等工作。
朱立新請求：糾正《眼科學》中立體視覺的定義，並向全國所有高等院校眼科院、所有縣以上醫療機構眼科發函糾正；向教育部、人事部、公安部、衛計委發函，請求修改以錯誤定義爲依據制定的所有相關規定等。
被告之一趙堪興（天津眼科專家）的同事在法庭上做了論辯，她不否認單眼視障者可以做很多事情，但這和教材論述並不矛盾，而單眼視障者可以駕駛屬於個例，不具有普遍性。
她說，作爲普通高等院校教材，和國家法規是有區別的，不具有強制性。被告出版教材，表達自己的學術觀點，與原告的學習生活工作沒有因果關係，不構成侵權。
由於法庭要求朱立新提供國際眼科協會的證據，需要有專業翻譯公司的翻譯，因此法庭沒有當庭宣判。
多位單眼人士前來聲援
昨天來到上城法院聽審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30多位單眼視障者。
來自江蘇鹽城的卞久剛稱，自己是左眼弱視，但對駕駛機動車沒有影響。2000年，他曾拿到過駕照，還開過5年的出租車，但2012年駕照年檢時，因左眼視力障礙被註銷了駕照。
卞久剛說，單眼視障者受到諸多限制，比如不能開車，不能考公務員，不能從事很多工作，他希望朱立新能替他們這一羣體發出聲音，爭取到更多的權利。
朱立新告訴記者，教育部有規定，單眼視障者在選擇專業時就受到很多限制，很多工科類專業不能讀，烹飪不能讀等等。而他經過問詢後得到的答覆是，這是衛生部門派來的眼科專家提出的意見。
較真的朱立新最後把問題根源歸結爲那本最權威的《眼科學》教材書，也在書上找到了種種限制的依據。於是，他決定把《眼科學》的4位主編告上法庭。
這4位主編，都是國內眼科學界的權威。爲了打贏這場官司，朱立新蒐集了大量證據，也翻譯了很多國外的相關案件。
原告得到了一些眼科專家的支持
雖然狀告的是眼科專家，但是朱立新還是得到了其他一些眼科專家的支持。
大連的一位眼科專家錫強有着十餘年眼科斜弱視和眼視光學臨牀工作經驗，曾因發表過“單眼視障者不適宜開車”的言論遭到過質疑，之後他開始瞭解相關研究，發現有些國家對視障者並不是一刀切，而是有相關的視力和視野的下限要求，他認爲這才體現了對視障者駕駛權的尊重。一年後，他發表了道歉信，認爲自己當時的判斷沒有遵從深入調研的學術精神，是依靠直覺和主觀臆測做出的。
錫強對記者說，用法規去限制單眼視障者所能從事的工作，是沒有必要的，他們有權利自主擇業，而就駕駛而言，他認爲單眼是沒有問題的，因爲“沒有哪個專家，對此做過深入的研究。”
浙江楷立律師事務所律師趙振良認爲，就侵權責任糾紛來看，原告需要證明幾個問題，一是教材確實存在錯誤，二是原告遭受損失，三是被告對於其教材編撰錯誤有過錯，四是原告所遭受的損失與被告編撰錯誤教材的行爲有因果關係。本案的兩個難點即教材編撰到底有沒有過錯，若編撰者有過錯，是否限於當前科學認知的限制所致，還是故意或重大過失原因。第二個難點是如何證明因果關係，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這在實際庭審中肯定會激烈交鋒。
據相關統計，全國共有單眼視障者2000萬人以上，此案也是他們所熱切關注的。法庭究竟會怎麼判，本報將繼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