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當時作爲五連冠軍，可是在退役之後，卻選擇了去美國，因爲獲得多次冠軍的原因，郎平在中國的收入不會比在美國差，而她爲什麼要去美國呢?據郎平回答，她只不過是要去美國學習，而且還是自費留學美國，雖然多年得到了很多榮譽，她還是想去美國開開眼界，所以，去了美國沒幾年後便是回國了。
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只想出去一兩年，學學語言、開開眼界。另一個原因是，在中國女排這些年，得到很多榮譽，人們對女排隊員幾乎是家喻戶曉。雖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別人注意，身不由己，連上個街買東西，都受拘束。有一次，我想去看電影，買了票，故意遲到幾分鐘，等黑燈了，開演了，我們才找到位子坐下，沒想到剛坐下，也許是我們倆的個子太高，還是被幾個觀衆發現了，“郎平，郎平”地叫起來，這一叫，整個劇場都不安寧了，我一看情況不妙，趕緊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們總覺得，“女排”是中國的象徵，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應該加入這股“出國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軍，你是有功之臣，國家不會虧待你的。”
我覺得自己似乎被誤解了，我不是怕“虧待”，我就是覺得，國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軍”的獎盃上吃一輩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榮譽上。“世界冠軍”只說明我的過去，而一旦從女排的隊伍中退下來，我什麼都不是，我得重新學習本領，我得重新開始生活，必須把自己看成“一無所有”……
也有人說，不是可以到體校、體委做領導工作嗎，但是，我不願意當宮，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訓，我耿耿於懷，發誓不當官。那年，我們在湖南的郴州訓練。那時的訓練基地條件很差，是那種竹棚子，透風的，冬天很冷。
一個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來找我，說領隊讓我跟他去一趟國家經委。那個時候的我很單純，心想，是領導安排的事情我總得去做。到了那兒，我才知道，這個基地主任是向國家經委要錢，說是建設訓練基地，我也幫着說話呀。
也許，我說話管點用，上面果然給予考慮，很快就撥了錢。但是，我後來才知道，這筆款到位以後，他們並沒有馬上用來建設訓練基地，有人把這情況告到紀檢委，還提到了我，說是郎平去要的錢。體委要我寫檢查。
我覺得特委屈，是隊裏的領導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們要錢是爲了建設訓練基地，至於他們拿了錢用在什麼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領隊把責任推得一千二淨，他說他沒讓我去。
體委的批評很嚴厲：郎平，你要謙虛謹慎，你拿了世界冠軍，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處耍錢!後來，我只得寫了個情況彙報交上去，上面也沒再追究。
但這事的陰影在我心裏再也抹不去。當了官就得順着別人說話，上面說什麼，你就得說什麼。我沒這個“修養”，心太軟，老同情人，不是當官的料。所以，1987年4月我離開北京，到美國選學了體育管理。
一無所有的“國際農民”到美國後，因爲我拿的是公派自費的簽證，所以不能工作，沒有經濟來源。
一開始，我住在洛杉磯的華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奧運會代表團統一的制服，就要帶我去買衣服。進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說，花人家的錢，心裏更不是滋味。
因爲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當作公家食堂，我吃飽了肚子，吃餓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現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層，還得靠人家借我汽車、給我買衣服，我所有的優勢一時都沒有了，心裏很難平衡。
後來，我慢慢地想通了，我來美國學習，就是要掌握自己過去沒有的東西，開始新的奮鬥。於是我決定離開華人比較集中的洛杉磯，去美國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爲不想老生活在他們的庇護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後，我在大學排球隊做助教。學校給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費讀書。但說是做助教，其實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隊員。一開始，我心裏很難接受：我是世界冠軍隊隊員，跑到這兒來哄一羣幾乎不會打球的大學生，位置整個是顛倒。但我不得不說服自己：不想顛倒，回中國去，你來美國，就是找“顛倒”來的。
爲了獨立自給，那年夏天，我在十個夏令營做教練，教孩子們打排球。來參加夏令營的孩子，純粹是爲了玩，從早到晚都得陪着他們、哄着他們，特別辛苦。當時，我語言還不過關，要表達點什麼特別費勁。
那時的我特別窮，白天讀書時的那頓午飯，我不捨得去學校食堂或麥當勞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帶飯，去超市買點沙拉醬、洋白菜、西紅柿、火腿，再買兩片面包一夾，這樣，花五六美元，一頓快餐的錢，我可以吃一個星期。但吃到後來，見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國，和女排老隊員一起去哈爾濱市打一場表演賽，我的那些老隊友，大都是處長、主任級幹部，可我還是個窮學生，我笑稱自己是“國際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