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一直寫到魯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人們把這段歷史稱之爲春秋時期。有人說，之所以叫“春秋”，是因爲孔子寫了本名爲《春秋》的書。
現在我們說的春秋時期，的確與孔子的《春秋》有很大的關係。從時間段的確定，以及對春秋這段歷史的評述，都與《春秋》有所關聯。不過，這並未指明“春秋”一名與當時人們觀念變化之間的關係。
要知道，春、夏、秋、冬在夏商周三代是天時的觀念。四時的運行和變化，對古人來說，體現着上天（上帝）的意志，那是極其神聖的。而歷史是記人事的，在三代一般稱爲“史”“書”“典”，但不可能稱爲“春秋”。“春秋”是天時、天條，怎麼可以與人事混爲一談呢？
“三句話”
西周王朝滅亡後，天道觀衰微，人道觀普遍得到提升。老子不提天道而只提“道”，實際上他講的“道”就是人道。孔丘也強調，“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鄭子產更是公然對天道觀叫板，他的名言“天道遠，人道邇”，公然說天道沒什麼了不起的，它與人們的生活離得遠着吶！
正是在這種觀念大轉變的情況下，人們把反映天時的“春秋”嫁接到人事上，還美其名爲“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在此大背景下，我以爲，春秋時期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和解析：
第一句話：春秋是大戰亂時期。
春秋初諸侯國140餘國，到孔子周遊列國時“面70餘君”，說明那時至少還有70多個國家，而到了春秋結束時只有14、15國了。200多年間，見於史乘的大小戰爭有483次。不過，有人細細統計說不止這個數字，而是大約有1000次。孟子說的“春秋無義戰”，基本上是對的。
當時的春秋就是這樣一個大亂局，戰亂讓數百萬無辜百姓喪生。根據各方面資料的綜合覈算，夏禹初（前21世紀）的人口是1355萬，治水成功後應有所增長，當在1500萬人上下。到周成王時（前11世紀）爲1371萬人，周莊王時（前7世紀）只有1184萬人了。由此可以推斷，在三百年的戰亂中至少有上百萬人死於戰亂。
第二句話：春秋是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時期。
這句話可以從三個維度來加以說明。
一是世界的維度，這一時段在世界上被稱爲“軸心時代”。這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他認爲，公元前500年前後是“奠定人性精神基礎”的時代。東西方出了一大批大師級的人物，東方有孔子、老子等，西方有蘇格拉底、柏拉圖等。
二是中國五千年文明發展的維度。五千年文明史，發展到公元前五世紀時，剛巧走了兩千五百年，錢穆先生稱爲“中華文明發展的半程期”。他在《孔子傳》開頭有一段話：“孔子爲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歷史文化復又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這叫繼往開來。
三是春秋時期本身的維度，即春秋時期本身就體現了承上啓下的精神。從戰亂不斷到“彌兵”，從政界混亂到季文子的“相三君而無私積”，從普遍的無所作爲到叔孫氏“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觀念的提出，都說明春秋後期正在從消極走向積極。
第三句話：春秋是思想解放、朝氣勃勃的時期。
春秋時期的一個極爲重大的文化現象是，“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和“學術下移”局面的形成。“學術下移”促成了“士”階層的形成。士就是讀書人，《荀子·儒效》稱“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學術一旦走向民間，就會顯現出巨大的力量和生機，而“春秋四聖”正是那個偉大時代的偉大產兒。
“四大聖”
在中華文化中，智慧和道德都極高尚的人，被稱爲聖。春秋時期是個需要聖人並涌現聖人的偉大時代。
一是“智聖”老子。
老子的一生有三件事，一直被人津津樂道。第一件事是“老子師商容”。商容對老子實行“不言之教”。他張開嘴，讓老子看，口中一顆牙都沒了，老了，沒辦法的。商容指了下自己的舌頭，很好，而且伸縮自如。商容說，能教給你的就這些了。老子回去想了又想，懂了——這就是“剛弱柔強”之道，“剛”的東西看來很強，但長久不了，像牙齒一樣；“柔”的東西沒多少鋒芒，但久遠，像舌頭一樣。商容是教老子哲理的。第二件事是老子當“周守藏室之史”。這是一個閒職。魯迅甚至說，老子只是來圖書館當差的。但不管怎樣，老子在這幾十年間“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第三件事是“出關”。說是出函谷關，入秦了；有的則說他隱居去了。
老子五千言，歸結爲三句話：順乎自然、清心寡慾、腳踏實地。“順乎自然”：在老子看來，不管是大自然，還是人間世界，都是個自然發展的過程，人的作爲必須順乎自然才行。“清心寡慾”：道理很簡單，欲一多，就破壞了“自然”，結果也必然危害自身。“腳踏實地”：老子主張“君子終日行”，要求人們去行道。一般認爲，老子講虛無，怎麼會腳踏實地？其實錯了。順乎自然與清心寡慾都是很高的境界，需要腳踏實地才行。
二是“文聖”孔子。
這裏有兩句話值得引起重視。一句話是“孔丘，聖人之後”。孔子有一位叫正父考的七世祖，輔三世君，可位愈尊愈謙恭有禮，是歷史上極有名的“食粥上卿”。這對孔子一生有影響。另一句話是“吾少也賤，故多能”，《史記》則是說“貧且賤”。孔子當過倉庫管理員、會計出納、牛羊飼養員、吹吹打打的儒者及射擊手，而且因貧賤還受過季氏家臣的侮辱。
但是，孔子一生做了四件大事：一是30歲以後創辦私學，這是最大的事。孔子說到底是位教書先生，是“萬世師表”。二是50歲以後的出仕，據說當過中都宰，相當於首都的市長；當過司空，相當於國土資源部長；當過司寇，相當於司法部長；出席過齊魯“夾谷之會”，一直到55歲去魯周遊。三是14年的周遊列國，從目的論角度講，我把它定位在“追跡三代之禮”上。四是68歲後歸魯，整理文獻。四件事中，最有價值的是開創私學，可以說畢終生之力而爲之。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大的創新。他的“學習論”，是創新，在他之前沒有這一說法。《論語》的編纂者把“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放在首篇、首章、首句，是很有道理的。孔子告訴人們，做學問除了“學習”這個笨辦法之外，沒有任何捷徑可走。
三是“武聖”孫子。
孫子被稱爲武聖，也有稱爲兵聖的。根據作戰經驗，孫武寫出了《孫子》十三篇。曹操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現有書注二百多部，版本四百多部，公認爲“兵學聖典”“百世兵家之師”“世界古代第一兵書”。二戰名將蒙哥馬利認爲，世界所有軍事院校都應把它列爲必修課。
孫子的兵家思想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是“唯人是保”的根本軍事思想。孫子認爲，戰爭是血淋淋的政治，又是保護民衆的鬥爭。不只要保護征戰國的民衆，還要保護被征戰國的民衆。通過宣傳，通過實際的行動，讓人民知道你是在保護他們，那必然能鎖定勝局。
二是立足於戰略取勝的軍事思想，包括“將爲國之寶”的戰略思想；天時、地利、人和綜合考慮的戰略思想；戰備宜足、戰事宜速的戰略思想；避實就虛的戰略思想；以逸待勞的戰略思想；“以治待亂、以靜待譁”的戰略思想；化敵爲友、同舟共濟的戰略思想。美國軍事理論家柯林斯說，孫子是古代軍人中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
三是提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個偉大的思想。同時提出“兩手取勝”：一手是以戰取勝，另一手是不戰而勝。其中包括和平的手段、宣傳的手段、文化的手段、政治的手段、經濟的手段，以取勝於敵手。
四是“民聖”墨子。
墨子被稱爲平民聖人，他的一生都在爲民衆的利益奮鬥。墨子早年學的是儒學，後來發覺儒學有個明顯的弱點，就是禮煩而靡財，於是決計“背周道而用夏政”，以大禹的精神創立墨家。他也與儒家一樣注重辦學，學生達數千人，被後世人稱爲當時的顯學。
春秋時期，戰爭頻頻，因此墨家的第一要務是非戰。它的非戰不只是講道理，更重要的是付諸實踐。墨門弟子有一套攻城略地的本領，而且有“摩頂放踵以利他人”“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的精神。一次，楚國要攻打弱小的宋國，他們用魯國工匠魯班的雲梯攻城，可謂戰無不克。墨子帶了50多個弟子步行十日十夜趕到楚都，勸說楚王與魯班放棄攻城。楚王不肯，於是墨子就在那裏展示守城的法術，使楚王與魯班感到的確技不如人。
博愛思想是墨家的顯著特點。在“愛”上，墨子比孔子更徹底、更廣泛，提倡的是天下大愛。儒家是“別愛”，墨家是“兼愛”“周愛”。墨家提出愛親人，也愛他人；愛母國，也愛他國；愛上等人，也愛下等人。墨子最有名的話是：“獲（女奴），人也；愛獲，愛人也。臧（男奴），人也；愛臧，愛人也。”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奴隸解放宣言，比林肯的黑奴解放早了1200多年。
春秋“四聖”是中國歷史的靈魂。當我們講到“彬彬有禮”的時候，很自然會想到孔子；當我們講到勤勞勇敢的時候，很自然會想到墨子；當我們講到“兵不厭詐”“兵貴神速”的時候，很自然會想到孫子；當我們講到“清正廉潔”“反腐防腐”時，很自然會想到老子。“很自然”，說明“四聖”已化入我們的血脈和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