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打撈膠片電影裏的舊時光）
電影修復師的青春，隨着經年累月的無數次修復，再次無痕刻印在每一幀老膠片中，留了下來。
中國農民電影節上，寧波電影院重新放映1954年版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放映機一開，第一幀畫面出現時，全場“哇”的一聲。
在“豆瓣”，有人評論這版電影：“這顏色修復得也太俊了吧！引風氣之先的作品，全人工撘景，色彩斑斕。”
這是王崢和團隊在“修舊如舊”原則基礎上調整修復的老電影。作爲中國電影資料館的電影修復師，他們的工作是保存、修復、挽救上世紀20年代後的國產膠片老電影。
十年間，電影技術劇烈變革，數字化介質代替膠片電影成爲潮流。偶有推出的膠片影像，也需轉成數字化格式在院線播放。膠片成了復古懷舊風的代名詞。而在時間迭代中，曾留存過幾代人時光的膠片電影，變得脆弱且易逝。
重複上萬次的點擊、調整，經年累月重複相近的動作，電影修復師們在精細中對抗單調，在一幀幀老膠片裏，尋找此身此地的價值。
對於修復老電影，有人質疑：現在院線電影層出不窮，多少人有意識、有精力去看老片？當老者老去，是否還有觀衆想看上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的電影？
“可能經典老片多少都是小衆的，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歡。但我希望，當大家想看時能有機會，而不是可惜片子再也找不到了。”王崢說。
1月11日下午，電影資料館修復室內，一名一線修復師定格一幀畫面後做精修。新京報記者王佳慧 攝
三五分鐘的片子，膠片斷了十幾次
王崢就職的中國電影資料館裏，保存着1922年以來的3萬多部中國電影，拷貝素材超過60萬本。每年，資料館選片委員會的專家學者們從中選出需要修復的老電影，並按照需要搶救的嚴重程度與特定影展時間確立修復順序。
要修復的原始影片素材，首先要在資料館的西安庫進行物理修復，之後纔會運到北京進行數字修復。膠片會先送至北京百子灣的東郊庫，在那裏緩衝、拷貝，然後再被運到小西天電影資料館本館。
在資料館的12層，有一間二十平米左右的膠轉數機房。這裏，電影修復師們要進行數字修復的第一步——膠片數字轉化。
機房正中的地面上堆放着十幾摞近一米高的膠片本，直徑20釐米的膠片本每盒可盤放300多米長的膠片，記錄10分鐘的影像。一部90分鐘的電影，就需要膠片本9-10本。
金屬盒裏的膠片由帶着手套的修復師取出，放入機房內的超聲波潔淨儀中。每次清潔，大約需要5-10分鐘。清潔完畢後，膠片被拿到一面玻璃之隔的膠轉數機器中，在高速率照相機下掃描每一幀，對膠片進行數字化轉換。
在機器的張力下，這些六七十歲高齡的老膠片脆薄易折，身子金貴。工作人員必須在監視器前緊盯閃過的每一個畫面，一旦出現膠帶彎折、斷裂等問題，必須人工手動整理膠帶調試運轉，甚至再次進行物理修復。
“不同時代的片子，音頻格式不同，數字轉化時設置也有差別，否則會有嗡嗡的電流聲。”2010年進入膠轉數機房工作的焦翔回憶起早年，機房裏只有他一個工作人員，所做的在國內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遇到具體操作問題都得自己琢磨。“比如60年代之前的片子音帶是變頻式，70年代之後多是電激式。當年搞明白兩種音頻在膠轉數時格式數據的不同設置，就用了不少時間。”
一般來說，膠轉數的時間至少是電影本身時長的兩倍。如果膠片質量不好，轉換時間就沒了定數。“年代久的膠片有摺痕、斷痕，我們掃片子時遇到畫面中斷會重新命名下一段，怕亂了。”焦翔的徒弟胡曉彬曾轉換過一個三五分鐘的片子，中間斷了十幾次，他給這段片子起了16個名字。
膠轉數做了7年，工作量大的時候，摞在機房裏的等着數字轉化的膠片盤，比胡曉彬這個30歲的小夥子還高。
雪花點、劃痕、爆破聲，每一處都必須處理完善
膠轉數完成後，膠片上的影像、聲音等所有數據都被傳輸至館內中央存儲處理器。電影修復師們會在10層的修復室，進行數字化修復。
那是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操作室，17臺電腦屏幕定格在不同的電影畫面上。畫面的每次更換均以“幀”爲單位。1秒24幀，100分鐘的電影約有14萬餘幀。不同的修復師，負責電影的不同片段。
33歲的王崢，大學一畢業就鑽進膠片電影修復行當，已做了十個年頭。一度，他每早9點就坐在電腦面前，打開修復軟件，定格畫面，像PS修圖一樣固定圖層、精修局部，對每幀畫面進行調整。畫面上的雪花點、髒點、劃痕，聲音裏的斷音、爆破聲，每一處細節都必須處理完善。
不同影片，損傷情況不盡相同，年代久遠的片子，如果統一設置電腦自動修復數值，會損壞畫質，王崢每次都要判斷不同影片的損傷程度，設置不同處理參數。
“修舊如舊”是修復中最重要的原則，若因強行修復影響了畫面質感，王崢們寧願留下瑕疵。
相對於膠片中段來說，每一盤膠片的頭、尾部分經常受觸碰，畫面髒、易有劃痕，修片時的工作量要多出4-5倍。
通常情況下，一部簡單易修的電影，2周左右可以完成修復。如果遇到原始素材條件差的，工期很難確定。“有些膠片拱起的片子，我們會用動態摳像、焦點追蹤來還原最初畫面。但有的片子，爲了不影響原始信息保存，我們修的標準會視情況而定，可能會修好多版。”王崢解釋，比如原始膠片滿是雪花的電影，如果修得很乾淨就把畫面全都破壞了。
導演謝飛1990年的作品《本命年》，曾由王崢等人修復。修完後，謝飛看了第一個鏡頭就提出了不同看法。當年拍片時，謝飛想在影片中表現的是一個陰暗的地下通道，只在前方有光亮，畫面裏姜文一個人的背影在逆光的鏡頭下搖搖晃晃地走。但修復後的影片中，光線比原片強，除了姜文，地下通道里的其他人也能被看到。
“我們機器掃描的時候用的是全曝光，爲的是把膠片上的所有信息保留下來。”王崢說，這就是電影修復與電影創作的不同。“我們最該做的是保留好信息，爲合適的版本提供最全的取捨空間。”
每天修復4000幀，點擊鼠標8萬次
在王崢剛進入中國電影資料館工作時，恰好趕上2006年底中國電影資料館剛剛啓動了“電影檔案影片數字化修護工程”項目，在中國大陸地區率先開始了發現、收集、拯救、保存中國膠片電影的工作。學計算機專業的王崢對電影感興趣，又喜歡自己琢磨機器運作、電子技術，從此專攻膠轉數之後的精緻修護。
早期，修復團隊人少。“很多（工作）是新的，挑戰摸索，連找國外的文獻都很難找到。”王崢經常遇到電腦故障、軟件卡頓的問題。“自己琢磨各個操作系統之間的連接、硬盤錄像機互通設置”，有時候電腦技術服務人員調試幾次都處理不了的問題，他一個人搗鼓對了。
法學專業畢業的焦翔，2010年進入膠轉數機房時，是裏面唯一的工作人員。膠轉數機器換新，他從最基本的機器設置做起，琢磨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從國外進口的機器只配有英文說明書，裏面全是與操作相關的專業詞彙。焦翔沒辦法，翻着字典一個詞一個詞挨着查，一整本說明書上寫滿了批註標記。
11年過去了，電影資料館主館修復團隊已經有30多人，王崢和焦翔成了元老級人物。管理團隊，帶徒弟。
膠轉數機房的工作人員從1名變成了3名，仍在一線工作的胡曉彬記得，新人剛來時機房裏最熱鬧，大家聊天有新話題。“但聊完了，也就沒得聊了。”
機房裏，機器運作的聲音與醋酸膠片散出的味道，長年陪伴着他們。
單調，是修復師們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必須對抗的。
“一天坐在那裏就是點點點鼠標。”，朝九晚五的工作中，他們每人每天大約修復4000幀影像，平均點擊鼠標8萬餘次。
王崢年輕時，一下班就約着一幫哥們兒喝酒擼串兒、唱歌打籃球。幾年後，他成了“師父”，帶領團隊裏的年輕人。如今10樓修復室裏坐着的都是外聘的20出頭的90後大學畢業生，平均年齡24歲。幾乎每個人的椅子後面都放着軟軟的靠枕，久了，伸個懶腰，起身倒杯水，再坐下工作。
“現在做修復，流動性大，能坐下來做到半個月以上的孩子，基本就能適應這份工作的狀態。”王崢說，他挺感謝這些年輕同事能堅持下來修復老電影。
除了聲音修復環節，大家在修復室工作時基本都備着耳機，放着音樂排解。時間長了，愛聽的歌循環了好幾遍，只好點開手機有聲電臺聽小說、聽演講。
“有一萬種方式讓你的生命有價值”
王崢至今記得多年前對《鼠與蛙》的修復。那是1931年的一部黑白默片，也是中國真人電影史動畫片中的第一部。
2011年，在中國電影資料館的一次素材整理中，工作人員發現《鼠與蛙》的膠片基底已經非常脆弱，需要儘快搶救。片子經過數字掃描、手繪等手法修復。繪製背景層、鏡頭中人物動物摳像、重新至入背景。最終修復好的畫面幾乎不存在噪點和閃爍。“修復這些年代的老電影，是在爲那時的影像，留下寶貴的資料。修復中，我們必須秉持的原則就是‘修舊如舊’，讓老電影回到最初的樣子。”王崢強調。
“修舊如舊”的調整空間裏，電影修復師們也在創造自己的價值。
修復上世紀50年代越劇電影《梁祝》時，影片顏色應該在如舊的基礎上偏向復古還是偏向鮮亮？這是修復後期一個較大的爭議。“有些觀衆記憶中看的拷貝版，是顯舊斑駁的那種。但我還是嘗試了一個較新感覺的版本。”王崢說。
於是，便有了寧波中國農民電影節上色彩斑瀾的全新版本。
修復好的國產老電影，會在資料館放映廳內排期放映，10年做下來，“到小西天的電影資料館看修復後的老電影”，有了屬於它自己的口碑。許多青澀的大學生、上了歲數的退休老人，願意到這裏發現經典、重溫回憶。
八九年前，電影資料館每週只放三場電影。如今，除了週一，資料館每天都有排片，兩個放映廳同時播放。爲了滿足人們的觀影需求，電影修復師們的工作量早已超過了每年150部影片的硬性要求。除了資料館本身的放映，他們還會不時收到外部影展、修復合作的邀請和需求。
僅2017年一年，膠轉數機房就掃錄了3800多本膠片，共600多部影片。這是7年前的6倍。
日復一日接觸經典作品，修復師的眼睛越來越犀利。王崢和愛人去電影院觀影時，經常指點畫面中的問題。對比現在的電影，他時不時會疑惑：在沒有監視器的膠片時代，那些經典橋段是怎麼拍出來的？從場工到導演，是怎樣的技術水準？
他對自己參與修復的經典老片，有感情也有敬畏，“人家當時費了這麼大力氣拍的，不容易。你怎麼把這些東西給恢復到一個較好的狀態——這就是使命。”
十年，王崢從剛出校門的小夥子，成了有了家庭與新生寶寶的爺們。有時，他會想起2008、2009年那段疲累單調的歲月，一度他曾視之爲職業低谷。“現在想想倒覺得挺好，人必須得歷練，尤其是男人，應該有那麼一段時間。”
和當年的王崢一樣，團隊裏的新人等待這自己修復的電影重新搬上熒屏。他們會走進電影院，在黑暗中默默觀看，在心裏給自己一句“牛，這段我做的！”
經過的路成了必需，電影修復師的青春，隨着經年累月的無數次修復，再次無痕刻印在每一幀老膠片中，留了下來。
王崢曾記下一句電影臺詞：有一萬種方式讓你的生命有價值，讓它屬於你的時代。
電影修復之於他們，應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