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種子先生”
跟植物打了大半輩子交道，鍾揚一直在收集和播撒種子。
這位復旦大學的植物學教授在西藏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許多連全世界最大的種質資源庫都沒有。而在上海，離復旦大學80公里的溼地，有他親手培植的紅樹林。這片目前世界上最靠北的紅樹林裏，有的小樹苗已經挺過了零下8攝氏度的冬天，繁衍出第三代種子。
連自己的雙胞胎兒子，他都用植物命名，“如果植物取名蔚然成風，會給分類學在社會上帶來很大影響”。直到因車禍去世前夜，他都在準備給科普節目《科學隊長》錄製植物學科普的內容。
鍾揚去世後，有人給節目組留言說，一位收聽過鍾揚節目的孩子，眼淚汪汪地拒絕了朋友送給他的獼猴桃，“看到獼猴桃，我就想起鍾揚教授，好傷心。”很多人是通過鍾揚才知道，獼猴桃最早是在中國發現的。
在這段被各種各樣“種子”撐滿的生命裏，鍾揚的時間似乎永遠不夠用。他曾在一篇文章裏寫道，“只希望能快快休息一下，不要再過每天睡眠3小時的日子。”
人們很難在辦公室見到他。鍾揚在復旦大學的博士生德吉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老師的辦公室繁忙的就像醫院門診室，學生們排着隊進去請教問題。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盧寶榮教授已經習慣了鍾揚在各種會議開到一半時“闖”進去，或是半途悄悄溜走。甚至因突發腦溢血住院時，他都躺在病牀上給同事交代工作。
作爲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他每年都有超過150天待在西藏。因爲經常在野外考察，鍾揚的皮膚黝黑。雖然戴着眼鏡，但很多人形容他“一點也不像教授”。他極少穿正裝，去哪兒都穿着衝鋒衣和格子襯衣，逢人就用帶着濃重湖北口音的普通話說自己在西藏29元買的牛仔褲比名牌的還牢固。
鍾揚曾統計，自己一年有差不多一半的日子要坐飛機，有時一天就坐三趟。他和多個朋友說，自己坐飛機多到“拿了許多個航空公司的金卡”，還知道登機時間最短的路線。在飛機上，在飯館等菜時，甚至在主席臺上講話的間隙，他都在偷偷回短信、郵件。因爲事情太多，平時他衣袋裏都裝着疊着的紙片，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待辦事項。
他總是凌晨5點就從家中出發，坐最早一班飛機出差。鍾揚的高原反應一直很嚴重，卻總是每次早上7點準時和研究團隊出發考察，累了就裹着大衣睡在車上。爲了節省空間裝野生植物樣品，他每天只帶兩個麪包、一袋榨菜。鍾揚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生長在艱苦環境，有韌性。
曾有人想爲鍾揚拍攝紀錄片，結果上了高原第一個倒了。
在德吉的記憶裏，被稱爲“鍾大膽”的他事事頂在最前線，“完全不要命的”。從拉薩到日喀則再到珠峯大本營，海拔相差超過4000米，他和學生在植被稀鬆的無人區尋找植物。他的足跡遍佈藏北高地和藏南谷地，還爬上激流滾滾的雅魯藏布江兩岸的懸崖，給世界上僅存於西藏的巨柏做標記。
採集沙棘的種子時，鍾揚紮了滿手的刺。爲了得到毛桃的種子，他就在辦公室門口擺了一張桌子，“要求”所有路過的同事必須消滅7顆。野生毛桃很難吃，“如果超過了10顆，很多同志一輩子都不想再見我了。”
外出考察每天要跋涉數百公里，德吉和同學累得上車就睡覺。她的印象中，鍾揚似乎從來不覺得累，一路都在介紹採集到的植物，討論課題。鍾揚總說自己沒有高原反應，但他走路總是一瘸一拐，學生們也都能聽出他說話喘得厲害。
在朋友眼裏，鍾揚是“鐵人”，他的睡眠時間常年不足5小時。16年來，只有在2015年的夏天，鍾揚的身影沒有出現在青藏高原上。當年5月，他因常年勞累突發腦溢血，醫生不許他前往。到第二年，他又第三次主動申請成爲中組部選派的援藏幹部。
2001年，鍾揚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這裏有2000多種特有植物。他希望，如果有一天，某種植物因爲氣候原因在西藏滅絕，自己是能留下火種的人。
他發現西藏的同行做研究有天然的優勢，“他們對地形、生物分佈相當熟悉”，但是缺乏人才。10多年裏，他爲西藏大學爭取到史上首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建立了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並帶出了第一個植物學博士，西藏大學的生態學還進入了首批一流學科建設名單。他曾說自己有一種緊迫感，計劃在西藏再待10年，沒想到2017年9月25日凌晨5點，一場車禍奪走了他只有53歲的生命。
盧寶榮是當天早上9點聽說鍾揚遭遇車禍的。那天上海下着大雨，很多航班都取消了。他前往寧夏參加遺體告別會時，飛機上前後座都是復旦大學的師生，還有市民看到報紙後自發前往。
復旦大學爲此把官網換成了黑白色的。在銀川市殯儀館還有許多學生通宵爲鍾揚守夜。700多個花圈讓遺體告別會成了花的海洋，數十所大學的老師前來弔唁，很多人只是聽過一場鍾揚的報告。“他們都是被鍾揚的人格魅力吸引”。
所有人都對鍾揚富有感染力的表達印象深刻，“他的課最受歡迎，場下笑聲不斷”，盧寶榮說。一節40分鐘的課，他一口氣講了4個小時，觀衆還都不肯走。鍾揚總能旁徵博引，藝術、哲學、社會學，什麼都能談。說起有毒的植物，還拿金庸的小說舉例子。
原武漢市江漢區教育局科技電教站教研員徐大鵬記得，鍾揚常說“希望把好奇的種子種進孩子們的心裏”。
上世紀90年代，徐大鵬和鍾揚一起在武漢從事科普工作。他回憶，在那個“科學家不如萬元戶”的年代，做科普沒錢，很多人不願意做這件事，但鍾揚從來不談報酬，總說“有多少是多少，沒有就沒有。”二十多年來，這個植物學界的大科學家一直堅持給小孩子做科普教育，翻譯科普書籍。
鍾揚常和徐大鵬說，覺得應試教育扼殺了孩子們自由的本性和想象力，他毫不在意自己的兩個兒子在學校排最末兩名。鍾揚曾經說，自己做科普的一個原因就是希望人們能瞭解到科學的真諦，認識到植物學美妙和浪漫的一面，而不只是背了一些定義、會做題。
“他對科普的熱情影響了包括我在內的一批老師”，徐大鵬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他今年73歲，仍然積極推進環保教育，目前是環保部宣教中心國際生態學校項目專家組成員。
有人不理解鍾揚爲什麼要做那麼多看起來沒有回報的事情，他答道，“我們做基礎性研究的，心裏想的應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鍾揚剛到復旦大學時，環境資源系瀕臨解散。到他去世前，復旦大學生態學科有了教育部的重點實驗室、國家重點學科，近期進入了首批一流學科建設名單，排名世界靠前。
爲了讓學生可以潛心研究，鍾揚專門設立研究生服務中心，讓辦手續的學生不需要到處跑，還鼓勵工作人員在5點後學生不上課的時間辦公。
剛到西藏大學時，鍾揚發現學校的植物學專業沒有教授，沒有一位老師有博士學位。老師們告訴他，他們見過一撥又一撥援藏的科研人員、專家，但都是來了走，許多都沒留下什麼合作成果，更別說留下來了。
跟着鍾揚讀博士前，德吉就已經是西藏大學的教師。那時她的孩子剛讀幼兒園，覺得自己“沒必要取得更高的學歷”。鍾揚鼓勵她，讀博士不僅是學歷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科研能力的提升，和對自然的探索。目前已經有5名西藏大學的老師攻讀博士學位。
鍾揚曾立誓“植物學博士點不批下來就不離開西藏”，當時自治區和西藏大學的領導都覺得不可思議。現在，西藏大學已經招了6名生態學博士。鍾揚培養的5位藏族博士中，有4位留在了西藏大學。
剛到西藏時，鍾揚自己掏錢帶西藏大學的老師到復旦大學等國內知名高校進修教學和科研工作。後來，他還建立了學生交流項目，讓西藏大學優秀的學生到上海，甚至海外學習。
很多學生第一次離開西藏，“他們有了信心和決心，有的立志將來一定要到上海念研究生”，德吉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這些學生現在有的已經回到藏大任教，有的到國土資源部、環保部等部門工作。
鍾揚常說教師是自己最在意的身份。招學生時，他不考英語，也不看知識面，只看興趣——必須是喜歡做植物研究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位對植物學知識信手拈來的教授，原來學的是無線電專業。他曾專門到武漢大學進修，辦公室常常是夜晚唯一亮燈的地方。
“現在老師去世了，我們就像丟了主心骨一樣”，德吉說。鍾揚去世十多天後，德吉還每天把他過去的報告找出來聽。“以前不管是申請項目還是做研究，我總會在中途就想放棄，或者思路亂了，但老師總能幾句話點醒我。”德吉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記住老師的思路。
而在上海，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的吳家睿研究員感覺鍾揚從來沒有離開，“我去世後一定會去找鍾揚，在擠滿了仰慕者的大廳裏，找一個小凳子靜靜地坐下，聽他永遠講下去。”（實習生 王嘉興）
原標題：教授西藏收集4000萬顆種子 許多連最大資源庫都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