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改編自莫言的同名小說，由張藝謀執導，姜文、鞏俐、滕汝駿等主演。1988年該片獲得了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成爲首部獲得此獎的亞洲電影。影片以抗戰時期的山東高密爲背景，講述了男女主人公曆經曲折後一起經營一家高梁酒坊，但是在日軍侵略戰爭中，女主人公和酒坊夥計均因參與抵抗運動而被日本軍虐殺。九兒19歲時，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開燒酒作坊的五十多歲的李大頭。按鄉規，新娘子要被顛轎的方法折騰一番，但不管轎伕怎樣折騰，九兒始終不吭聲。九兒到了十八里坡後，與餘佔熬發生了感情。不久，李大頭死了，衆夥計不想再幹了，九兒勸住了衆夥計，又撐起了燒酒作坊。土匪禿三炮劫走了九兒，羅漢大叔和夥計們湊錢又將九兒贖了回來。但餘佔熬看到九兒頭髮凌亂，非常生氣，跑去找禿三炮，將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禿三炮用腦袋保證沒有動九兒，餘佔熬才罷休。餘佔熬在剛釀好的高粱酒裏撒了一泡尿，沒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九兒給它取名叫十八里紅。九兒的兒子9歲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沙口，燒殺搶掠。九兒搬出被日本鬼子殺害的羅漢大叔當年釀的十八里紅給夥計們喝，大家鬥志昂揚地去打鬼子。九兒挑着做好的飯菜去犒勞餘佔熬他們，卻被鬼子軍車上的機槍給打死。憤怒的餘佔熬和大夥抱着火罐、土雷衝向日本軍車。塵埃過後，餘佔熬拉着兒子的手，掙扎地來到九兒的屍體旁。日食，九兒的兒子放聲唱起了童謠：“娘，上西南，寬寬的大路，長長的寶船”。
《紅高粱》根據莫言同名中篇小說改編。張藝謀看了莫言的小說以後覺着小說裏的這片高粱地，小說裏的這些男人女人，豪爽開朗，曠達豁然，隨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歡樂。在創作的時候，《紅高粱》無論是在精神氣質還是在電影形態上，都沒想學誰，就是想創造一種地地道道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莫言小說裏的高粱地是莊稼漢們種的，在電影裏則把它改成了神祕的野高粱地。《紅高粱》的編劇有三個人：陳劍雨、朱偉以及原著小說的作者莫言。1987年，莫言在高密的時候，張藝謀就把《紅高粱》的定稿拿給莫言看。莫言看完以後發現定稿跟原來的劇本完全不是一碼事了，張藝謀實際上作了大量的精簡。
《紅高粱》並不是十分具有現實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的尋根。相反，在這個聯繫三代的以過去時回敘出來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個未來意義的人格，是一種人格理想，超越了具體的社會表層，具有人的本性與本質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終所呼喚的主題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張揚活得不扭曲、無拘無束、坦坦蕩蕩的生命觀。因此擺在觀衆面前的作品不是一個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對一個世界的生命的理想。《紅高粱》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反映農民的影片，它的視角已從傳統的對土地的禮讚轉向了對生命的禮讚。故事的超常特點決定了敘事的非現實性，故事的地點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會最基本的結構——村落。影片中的所有敘事元素與視聽元素都在爲這種自然生命的熱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風格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