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56名影視從業者發公開信聯名抵制於正、郭敬明”的消息，引發輿論關注和討論。
這些從業者在公開信中稱，“抄襲剽竊者不應成爲榜樣”“屢現抄襲劣跡的編劇、導演以節目導師、嘉賓身份進行話題炒作、博人眼球，此等唯流量論的做法引起行業內及社會各界反感”，呼籲“不給抄襲剽竊者提供舞臺，將其從公衆媒體中驅逐出去”。
這事的確不僅是“吃瓜”那麼簡單。
公開信截圖（圖源：微博）
一於正、郭敬明這些年一直是話題人物。作品有流量，有票房，有收視率，有粉絲。但批評之聲也不絕於耳，如批評《小時代》等作品的價值觀有偏差、藝術水準低下等。最近二人受邀參加一些綜藝節目當導師、嘉賓，其間表現也屢次成爲熱搜焦點。
此番百餘名影視同行對其“開炮”，瞄準的則是兩樁舊事：2003年，郭敬明的《夢裏花落知多少》一書被北京高院判定抄襲作家莊羽《圈裏圈外》；2014年，於正的《宮鎖連城》被法院判定侵犯瓊瑤作品《梅花烙》的改編權。
兩樁案子，法院均要求賠償經濟損失、公開道歉。不過，到目前爲止，郭、於二人都只作了經濟賠償，未按判決書規定向原告公開道歉。
因此，影視從業者憤憤於二人揹負“抄襲劣跡”，卻仍在娛樂圈自由行走，甚至以導師身份出鏡、販賣成功學，對青年觀衆乃至社會各界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
舊事並不了無痕。爲何至今拒不按照法院判決書要求道歉，其中原委恐怕只有兩名當事人自己才知，但至少外界並未忘記。
於正、郭敬明（圖源：網絡）
二在文藝領域，抄襲一直是關乎名節的大忌。一旦被定爲抄襲，該作者無論從創作才能還是從做人品格上，都會受到極大質疑。不光寫書、編劇，例如音樂領域，國內此前同樣有過不少歌手因作品涉嫌抄襲捲入官司。
但問題來了，如果抄襲者壓根不在乎名節，怎麼辦？告唄，贏了我賠錢就是了，反正盈利的錢遠高於法院判賠的金額。如果是這種不成比例的“風險回報比”，又當何解？
這恐怕是個困境。而且，時過境遷，當萬事萬物均以“流量”衡定價值的時代，“名節有虧”更具話題度。如果這人四平八穩、德藝雙馨，也許還沒有那麼多“看點”“槽點”乃至“罵點”呢。爲了節目效果，挨點罵不要緊，有人看、有人討論、進入輿論視野纔要緊。
在流量爲王的邏輯下，不僅綜藝節目喜歡邀請有話題度的嘉賓，營造劍拔弩張的氛圍，影視產品亦是如此。有些人甚至越被罵越有流量，越得資本青睞，越有“商業價值”。
作爲聯名信發起人之一，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編劇汪海林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稱，這次“抵制”並非針對於、郭二人，而是對其代表的創作風潮、資本傾向的抗議。
“病態的價值導向下，影視行業生產出了大量‘宮鬥’‘架空’‘甜寵類’和‘瑪麗蘇’內容。他們的作品在年輕人當中產生了不良影響，很多青年演員也對他們的作品蜂擁而上。這種文化趣味和價值導向，對於有良知的編劇行業和影視從業人員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對此我們必須要發聲。”汪海林說。
《延禧攻略》、《小時代》劇照（圖源：網絡）
三前面說到，話題人物容易有流量，背後都有操作手法。平臺邀請“夠話題、有爭議、自帶討論度”的嘉賓，產生負面輿情怎麼辦？沒關係，有業內人士在受訪時稱，“平臺有專門控制輿情的人，事情鬧大後會作‘正面調整’”。
無怪乎聯名信中說：這種“審醜”行爲不應再繼續。
在理想狀態下，文藝作品應該兼具商業和社會價值，所謂叫好又叫座。但在操作中，社會價值爲商業價值讓步的現象屢見不鮮。據汪海林介紹，當年相關案件的一審判決，法院判於正敗訴，但電視臺在法院作出二審判決前，又着急忙慌地連播兩遍涉嫌抄襲的於正劇作，“這是缺乏社會責任感的表現”。
多名影視從業者也指出，抄襲所代表的不良創作生態，從根本上破壞了影視創作行業的公序良俗，打擊了影視從業者的文化責任感，更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整個文化產業的良好生態。有人說，金融界要禁止內幕交易，體育界要禁止服用興奮劑，難道編劇界就能允許抄襲者大行其道？
有媒體在報道中指出，在業內，這些抄襲者甚至有一套“方法論”，比如不要超過20%，哪怕你完整抄了20集，只要整個劇在100集，就夠不上法律抄襲的標準。只要作品受熱捧、各方都賺錢，其餘的不重要。
應該說，這種價值觀是極其扭曲的，其奉行的“成功學”無外乎急功近利、短視投機。作品有市場不假，能否長青難說。文藝作品的核心是原創，作品的質量是能力問題，但抄襲是絕對不能觸碰的紅線。
在此意義上，無論本次聯名呼籲的結果如何，至少敲了一次警鐘：應遵循藝術規律、尊重原創知識產權、依靠專業判斷，拒絕過度被資本“引誘”、被平臺“綁架”；過去犯錯不可怕，可怕的是拒不認錯，甚至有恃無恐、繼續大行此道。
當然了，長期行業亂象，不應只由某一人、某一劇作承擔所有惡評，在廣泛的爭議之後，有關部門如何加強監管、進一步規制違法失德影視從業者？主管機構或行業協會如何細化相關行爲規範，爲從業者樹立正確榮辱觀？文化產業領域如何加速遏制平臺壟斷、匡正平臺行爲？
這些都是需要嚴肅作答的問題。
文/點蒼、雲歌
編輯/明日凌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