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鄭爽代孕並試圖棄子事件已經持續發酵了三天，儘管她發微博表示“道歉”，公衆被點燃的憤怒情緒依然不減。
反對代孕的聲音中，熱播美劇《使女的故事》被屢屢提及。很多網友擔心一旦代孕合法化，底層女性就會徹底淪爲上層女性的“行走子宮”，這部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1985年發表的反烏托邦小說就會成爲現實。
《使女的故事》是否昭示了未來女性的命運？既然代孕在我國屬於違法，爲何卻屢禁不止？網友對代孕現象持續關注背後折射了怎樣的社會心態？第一財經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講師李恆，她曾參與上海市法學會的重大項目“代孕的生命倫理與法律規制研究”，對現有西方各國的代孕法律法規也有客觀瞭解。
現有法律只能懲罰中介
第一財經：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刪除了修正案草案中原本註明的“禁止以任何形式進行代孕”。這是否代表我們國家對代孕出現立法鬆動？
李恆：我們國家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訂時，有委員曾提議是否可以將“禁止代孕”改爲“規範代孕”，後來因爲對“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規定有較大意見分歧而被刪除。但是國家其他法律規範已經明確禁止代孕行爲，比如《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半辦法》第三條明確，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其他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和《人類精子庫與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倫理指導原則》也都明確了禁止代孕。
上述法律規範位階較低，國家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裏又沒有禁止代孕，有人可能就說，那是不是國家支持代孕？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國家現行的立法和社會倫理道德要求，肯定是不允許代孕合法化的。但社會中又存在代孕的既成事實問題，代孕母親、胎兒、出生的子女的合法權益也必須得到保護，這就是矛盾的地方。
現在國家對待代孕子女出生後的親權認定還沒有相關立法，需要立法來保障相應主體的權益。通過2016年“上海代孕龍鳳胎監護權案”的判決可以看到，在親權認定上是符合現在國際上認可的倫理原則，判決的時候還是遵從“保護代孕子女最佳利益的原則”。
第一財經：既然國家法律層面禁止代孕，但現實中又存在代孕現象，禁止代孕的執法難點在哪裏？
李恆：不孕不育被世界衛生組織認定爲疾病，列爲全球公共衛生問題。2009年中國人口協會公佈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患者人數超過5000萬。客觀上說代孕的需求是巨大的，曾有報道披露我國每年代孕出生的嬰兒超過1萬。2015年，計生委等部門聯合開展了打擊代孕專項行動。
從行動的情況來看，國家對待代孕聯合執法，集中在中介、廣告宣傳、醫療機構、醫務人員以及相關醫療器械上，但是對於代孕行爲本身是很難打擊的。一般執法也只能搗毀中介公司的場所、刪除相應廣告、沒收違法器械等處罰，對委託代孕者和代孕者都沒有處罰的依據。而且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發展到今天已經很成熟了，代孕中介很容易捲土重來，加上通過網絡聯繫，代孕產業鏈也具有隱蔽性。
何況中介還可以把代孕場所放在國外，而且在國外代孕的嬰兒，如果這個國家代孕合法，帶回國時，父母只要在國外完成親權的轉移手續，父母雙方一人又是中國人，孩子可以申請中國國籍，這樣整個程序就是合法的，也給打擊代孕執法帶來難度，因此要杜絕代孕很難。
代孕並非有錢就可任性
第一財經：鄭爽是流量明星，收入非常高，本身也很年輕，完全具備生育能力，結果一下就代孕兩個孩子。很多網友認爲這意味着在國外有錢就可以任性，隨便代孕。
李恆：確實，很多人一提到代孕就想到“出租子宮”，覺得有錢就可以任性。但實際上哪怕是代孕合法化的國家，也是有嚴格限制的。比如前面我說的基因型代孕，也就是代孕母親提供卵子，就是一般情況下都不允許的。有些國家雖然認定代孕合法，但是絕對禁止商業代孕。例如英國、澳大利亞、以色列的代孕相關法律都明確規定，禁止商業代孕，允許無償代孕，代理孕母除必要的醫療、法律、保險以及生產期的生活費之外，不得有任何的金錢交易，否則將被視爲販賣嬰兒的行爲。同時立法對代孕原則、代理孕母（及其伴侶、配偶）和委託父母的權利和義務都有明確的規定，政府還會監管代孕以及親權轉移的整個過程。
一些中國富人喜歡去的泰國，發生過一名日本男子通過代孕者生下至少16名嬰兒，以及一名代孕母親爲一對澳大利亞夫婦產下龍鳳胎，對方只帶走健康女嬰，拒絕撫養患唐氏綜合徵的男嬰的事件，之後外國人被禁止在泰國尋求商業代孕服務。
鄭爽是去美國代孕，美國是商業化的國家和社會，承認代孕合法化的州很多，包括得克薩斯州、伊利諾伊州、猶他州、佛羅里達州、科羅拉多州等，大多是商業代孕。
第一財經：網上流傳印度的“代孕工廠”裏代孕母親非常弱勢，很多人看了都對她們的遭遇非常同情。
李恆：印度的情況我沒有找到一手資料，只在網上還有一些紀錄片裏看過，在沒有一手資料的情況下，不能隨便評判。
代孕商業化存在子宮租賃問題，必然也會產生很多問題。國外有些代孕肯定是存在子宮剝削的，也就是對女性的剝削，但並非所有的代孕都是這樣。比如英國較早出現的一例代孕，是一個母親給自己不孕不育的女兒代孕，那就很難被認定爲出租子宮。另外代孕的產生除了滿足不孕不育的個人需求以外，國家對人口增長的需求也是影響因素，像以色列、烏克蘭和俄羅斯爲什麼允許代孕，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人口太少了，對未婚媽媽和代孕等增加人口的社會現象，國家立法上比較支持。
女性擔憂“物化”背後的焦慮
第一財經：說到子宮剝削，這次鄭爽代孕被曝光激起的輿論之所以特別大，還有一種比較普遍的觀點是認爲，從這件事上看出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有錢就可以選擇輕鬆的生育，不用像普通女性一樣經歷各種磨難。很多反對者還擔心，一旦放開代孕口子，美劇《使女的故事》中的劇情可能就會成爲現實，底層女性淪爲上層女性的“行走子宮”。你覺得會發生這種情況嗎？
李恆：現在網上普遍有種對代孕的焦慮或者恐慌是，認爲一旦放開就會出現女性被強迫代孕，A級女性迫使B級女性給她代孕，B級女性迫使C級女性給她代孕，社會陷入層層剝削。這種觀點其實是種謬論，是建立在代孕完全沒有任何規制的情況下，作爲一種科技手段被隨意濫用。
人類社會秩序不是一個獨立存在，代孕也不是一個獨立循環，會受道德、倫理的約束，是整體社會制度的一個部分，還有法律的最低保護。再說，就算代孕放開，出現女性被脅迫或者暴力懷孕現象，那就不僅僅是代孕問題，還涉及到非法拘禁等犯罪行爲，這些不可能逃脫法律的約束。
所以現在網上很多自媒體寫的內容，是用這些極端現象來博眼球收割流量，用女權的假象來掩蓋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本質看法，這幾天網上這種論調太多了。所以討論代孕這個話題還是要回歸到現實，第一中國現在是絕對禁止代孕的，第二，即便在個別國家允許代孕，不管是倫理道德、法律還有宗教、文化，整體上都會有非常多的規制，絕非有錢就可以任性。
第一財經：這兩年一旦有代孕新聞曝光，討論都會非常激烈，尤其是鄭爽這次更是因爲棄養而點燃了公衆的憤怒情緒。爲什麼如今代孕話題會很火，背後折射了怎樣的社會心態？
李恆：在代孕這個話題上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大多是女性在參與，男性關心程度明顯更低。爲什麼呢？因爲男性生育焦慮比較低，不孕不育的指責和壓力在現實中一般仍然是女性承擔，特別是偏遠貧困地區。
女性之所以對代孕話題關心，不是簡單的“八卦”和受社會輿論影響，根源是女性關注自身的社會地位問題。女性沒有辦法忽視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問題，比如經濟獨立、職場天花板、性別歧視……這些問題在20多歲看不出來，但30歲後就非常明顯，女性很難再往上走了，這時又面臨養育孩子的壓力，整體就會感到非常焦慮。
而且這兩年全球經濟形勢不好，疫情尤其讓財富快速向少數人集中，個體對財富不均衡感受也很明顯，特別是在北京、上海這些特大城市，每個人的生活成本太高了。但公衆焦慮和壓力又沒有太多地方可以發泄，就容易在引發集體共鳴的事件上得到宣泄，比如房價、工作要不要996、子女教育，大齡女性婚否育否，這幾個話題都是社會關注的焦點。
第一財經：對，很多女性就擔心一旦代孕合法，女性地位得不到保障，被徹底商品化。
李恆：其實不管代孕是否合法，女性社會地位都是要保護的，而且社會要建立系列保障機制來確保和強化，而不是出現一些令人感到崩潰的缺口，更加劇女性的生存焦慮和擔憂。其實女性地位得到保障也和經濟獨立相關，女性經濟獨立就意味着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提升。所以現在女性哪怕沒有受到“代孕剝削”，沒有淪爲“生殖工具”，也普遍有生存壓力，這些都是女性想真正得到改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