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距今已過去十五年，在這過去的十五年裏，從歐美到亞非拉，各國政府都不遺餘力地加強反恐措施，從“布什主義”的全球反恐聯盟到邊境、口岸及本土安保的加強，從主動出擊到嚴防死守，投注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甚至衆多鮮血和生命;在這過去的十五年裏，各國民衆爲策安全，也不得不放棄了許多業已習慣且認爲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便利，不得不忍受某些難以忍受的東西，比如“愛國者法案”之類對個人隱私的侵犯，比如機場、車站、碼頭、地鐵等公共場合安保層層加碼式的加強，等等等等。
人們曾經認爲，在付出如此大代價、犧牲後，“9.11”這一頁終究可以被翻過，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威脅在攻守兼備、有形無形戰場同時開弓和全球拉網下將最終被消滅殆盡，“文明社會”將在忍受一段時間不便後重新找到屬於自己的安全、方便。年復一年，當“維基泄密”把美國情報部門針對外國、甚至本國公民的種種監控行徑披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當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也門和敘利亞的“聯合反恐行動”不斷吞噬着歐美各國的資金、生命，當“關塔那摩監獄”等爭議性話題不斷考驗人們的道德標尺……許多人仍一面困惑、質疑，一面用“這是爲了安全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來自我安慰。
曾幾何時，人們似乎看到了這種安慰的合理性：“9.11”十週年之際，一手製造“9.11”事件的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海豹”突擊隊擊殺，曾任美軍駐阿富汗司令、時任中情局長的彼得雷烏斯宣稱，擊斃拉登意味着“基地”組織的“戰略性瓦解”，美國總統奧巴馬更歡呼，美國已獲得10年反恐的“最偉大勝利”;在第一次選戰中及當選之初，奧巴馬曾嚴厲抨擊“布什主義”，並承諾一旦當選，將在伊拉克、阿富汗“讓孩子們回家”，儘管一波三折，但他的承諾終究還是實現了。美國人一度還爲自“9.11”後，美國本土始終未發生成功實施的大規模恐怖襲擊而自豪——儘管同一時期在歐洲發生了西班牙2004年“3.11”連環火車爆炸案，和2005年倫敦“7.7”地鐵/公交連環爆炸案等重大暴恐事件。
但隨着“阿拉伯之春”迅速蛻變成“阿拉伯之秋”，隨着曾被一廂情願認爲“已成功改造”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也門等地治安形勢變得更加糜爛，隨着“伊斯蘭國”等新一代原教旨國際恐怖組織的異軍突起，隨着各種新型暴恐形式的花樣翻新、層出不窮，隨着“查理週刊事件”、“布魯塞爾爆炸案”、“巴黎11.13系列暴恐”和“尼斯7.14血案”等一系列駭人聽聞、深入歐洲腹地惡性暴恐案的接連發生，隨着2009年胡德堡軍營戕害戰友案、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2015年“12.2”加州聖迭戈槍擊案和“6.12”奧蘭多LGBT夜總會恐怖襲擊案等一系列美國本土暴恐襲擊案的驚爆，歐美“新舊世界”的人們沮喪地發現，儘管付出和犧牲了這麼多，但這個世界並未變得更安全，相反，恐怖的威脅彷彿像中國古代傳說中那位名醫扁鵲對蔡桓公的“臨牀診斷”，從“疾在腠理”變成了“疾在腹心”。
不是麼？在“9.11”時代，人們至少知道暴恐威脅在何處，我們的敵人究竟是誰，可如今的情況卻發生了很大改變：網絡時代的恐怖滲透不再需要如“9.11”時基地組織那樣，將大量專業恐怖分子派遣進入，並進行長期訓練和周密準備，如“死亡教士”奧拉基或“伊斯蘭國”網絡平臺賬號那樣的“遠程點對點洗腦”可以在彼此不見面情況下培養出一個個神不知鬼不覺的本土恐怖“獨狼”，這些人可能是非法移民，也可能是合法移民和難民，是如“查理週刊”或加拿大國會山莊襲擊案兇手那樣的移民/難民二代，甚至可能是和移民、難民、原教旨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清白子弟”（8月10日剛剛在策劃恐怖爆炸案過程中被加拿大警方擊斃的亞倫。德里維，就是個出生在加拿大本土基督教家庭的白人），他們所攻擊的目標不再是重要軍政目標或和世貿大廈那樣的“地標”，而往往是普通民用設施、民宅和普通和平居民，他們所使用的武器也不再“專業”——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兇器，是用電飯鍋改造的土炸彈，而尼斯血案的“兇器”則索性是一輛在當地司空見慣的普通貨櫃車。
十五年前人們曾經相信，“非盟友即敵人”的布什主義可以消滅恐怖威脅，這個希望破滅了，不過奧巴馬隨即說服人們相信，他的“新措施”會更有效、更少代價，然而這也隨即被證明只是一廂情願，“奧巴馬主義”消滅了拉登卻並未消滅“基地”，更滋生和縱容放任了“伊斯蘭國”的興起，奧巴馬-希拉里精心扶植的“阿拉伯之春”讓美國重又陷入反恐泥淖，卻連布什時代的“霹靂手段”都不再那麼看似凌厲。“難民門”的突然發酵和迅速失控，讓整個歐洲陷入不安、恐慌，並在很大程度上成爲英國“脫歐”的導火索，而“政治正確”則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歐洲各國強化反恐手段的手腳。“老歐洲”不安地發現，如果說當年布什主義的問題在於“藥不對症”，那麼“奧巴馬主義”甚至連藥也不打算開——爲避免昔日政治“成果”的破產，爲避免對自己“戰略重心轉移”產生掣肘，這位行將卸任的美國總統在“真槍實彈”投入反恐方面總是顯得猶豫不決、吞吞吐吐。
令人不安的不僅是現實，更是前景：歐洲儘管一再遭到惡性暴恐打擊，但囿於政治現實，仍很難達成協調一致，“拒難民於國門之外”不僅“政治不正確”，事實上也於事無補（近期大多數歐洲境內暴恐襲擊的實施者都是早已擁有歐盟各國國籍的第一代或第二代中東裔，而非“新難民”）;至於美國，奧巴馬之後的總統不是希拉里就是特朗普，前者一手“搞砸”了“阿拉伯之春”，並被普遍認爲對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史蒂文斯之死負有責任，而後者“在美墨邊境築一道長城”之類的“反恐安保措施”，難道真有人覺得現實或者有效？
十五年後的今天，幾乎所有國際社會成員都在高喊“反恐”，卻總是“各反各恐”：以敘利亞爲例，美國的“恐”是“伊斯蘭國”和支持巴沙爾當局的黎巴嫩真主黨等武裝，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是其盟友，土耳其的“恐”則是美國的盟友敘利亞庫爾德人，俄羅斯的“恐”是包括“自由軍”在內一切危及其在敘軍事基地存在的派系，而巴沙爾當局的“恐”則是所有想把巴沙爾趕下臺的人和武裝……如此“反恐”會反成怎樣，不問可知。
在“9.11”十週年時，人們曾因拉登的死和伊拉克、阿富汗局勢的暫時緩和而歡呼，認爲“這個世界變得更安全了”，如今五年過去，大多數人的觀感恐正好相反。其實更安全或更不安全，恐怕都不過是一種錯覺，或一隅之見，極端恐怖勢力的根源和溫牀一如十五年前那樣存在，無法對“文明社會”構成致命威脅，卻足以成爲令社會成員人人自危、令各國從政府到民間不斷付出沉重代價和成本的腹心之患。只要國際社會一天不能改變這種源自根本戰略利益衝突、分歧的“各反各恐”現狀，即便“伊斯蘭國”步拉登後塵，這個世界也很難變得比“9.11”時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