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蛐蛐學名叫蟋蟀，又叫夜鳴蟲、將軍蟲、促織等等。兩隻放在罐裏，用草一引就會互相鬥咬起來。據說鬥蛐蛐起源於唐朝，已經有一千多年曆史了。
鬥蛐蛐
蟋蟀的分佈地域極廣，幾乎全國各地都有，所以很多地方也都有鬥蛐蛐的習俗。那我們爲什麼要關注這個選題呢？因爲我們山東臺的同行最近發現了一件讓人震驚的事，一位來自天津的商戶在山東寧陽買下了一隻蛐蛐，確實不能說品相不好吧，但是花了不少錢？
如果是餵雞喂鳥用的沒什麼品種可言的蛐蛐，幾十塊錢就能買三五百隻。稍微帶點品種品相的可就說不好了。但即使是在乾旱的、蛐蛐產量低的年份，正常情況下，少則數百元，多則幾千元也就到頭了，個別品相極佳的也就是萬元左右。
但是山東寧陽剛剛賣出去的這隻蛐蛐，成交價居然高達11萬。雖說山東是傳統的蛐蛐產地，但是這種價格也明顯不符合市場規律。那我們能不能這麼猜測，一隻原本沒有什麼成本、也不存在什麼收藏價值的蛐蛐，俗稱“百日蟲”嘛，能活到冬天就算賺了，突然被炒到這種程度，背後會不會藏着什麼圈外人不知道的故事？
每年中秋節前後，山東的幾個蟋蟀主產地都彙集了來自上海、杭州和香港等地的客戶。在寧津縣收購蛐蛐的香港客商方先生：今天來了第六天(您買了多少隻了)四十多隻了，在這裏買了六天了，在上海還會買其他的，我一年要買100多隻。
每年一到“蟲季”，蟋蟀主產地的男女老少都會紛紛放下手頭的工作，奔赴田間地頭抓起蟋蟀來。對他們來說，把握好這兩個月的時間就能賺個四五萬塊錢，這可能比辛苦一年換來的報酬還要可觀。寧津縣柴胡店鎮的尤清林抓了30多年的蛐蛐，他說捉蟋蟀靠的是運氣，有的時候百八十畝地裏沒有什麼好蟋蟀，有時候莊稼地裏這一趟就好多條，不到一個小時就能賺好幾千塊。
尤清林：這個趕上時機好就多逮幾個，你得轉到那個地方，蛐蛐它也不一定在哪裏。
蟋蟀經濟到底有多火？在寧陽縣泗店鎮，短短三四十天的週期，就有超過6億元的資金流動。總人口只有63000人的寧津縣柴胡店鎮，每年從事蟋蟀捕捉交易的人口達到35000人，每年兩個月的蛐蛐生意產生的經濟效益更是佔到了這個鎮年財政收入的7成以上，通過這樣的描述足矣可以看出“鬥蟲”經濟的火爆程度。50多歲的蟋蟀經紀人趙大哥做蛐蛐販子已經有十幾年時間了，一兩個月時間他就能輕鬆賺上四五萬塊錢。
趙大哥：賣給杭州客戶、上海客戶，一百塊錢買的能賺個三五百塊錢，這個東西不見底、研究不透，很大的學問。
小小的蟋蟀怎麼就這麼值錢，一位蟲友告訴記者，其實更多的人是抱着一種賭徒的心理來買賣蛐蛐，就像賭玉，誰也不知道幾千幾萬買下的蛐蛐，是否會被別的蛐蛐一口乾掉,只有“贏”纔是蛐蛐存在的價值：
蟲友：如果他贏了，價值就升高了，如果他輸了，價值就沒了，輸了就沒用了。
天價蛐蛐
通過我們前方記者的行動，我們大概捕捉到了這麼幾個而關鍵詞：“蟋蟀經濟”“賭徒心理”和“輸贏”。記者採訪到的花了大價錢的買主，沒有一個只是爲了靜靜地聽個蛐蛐叫，甚至沒有一個只會自娛自樂鬥着玩。沒有人花大價錢是爲了虧錢，花錢的，都想讓錢生錢。
鬥蛐蛐已經變質成了賭博行爲嗎？其實推論到這一步，邏輯上完全說得通，就差一個實錘。然而，前方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名爲鬥蛐蛐、實爲賭博的這個圈子，行動十分隱祕，組織也十分嚴密，沒有一個長期的臥底過程，很難跟他們混熟。
當然，出於保護記者的目的，我們現在對“記者是不是仍在嘗試臥底”這個問題不置可否。不過，有業內人士在接受我們採訪的時候，明確地使用了“賭博”二字。
今年五十歲的趙文革目前擔任着臨清市蟋蟀協會辦公室主任一職。在他看來，蛐蛐市場熱乎的背後，也有隱憂，將蛐蛐買去賭博的行爲，從長遠來看會毀掉蛐蛐產業的。
趙文革：蛐蛐這個東西始終在讓人摸索研究，他千變萬化的。開句玩笑，你能看透哪個蛐蛐能鬥能贏，你可以拿個麻袋去背錢。一隻蛐蛐一萬多很正常，文明說是鬥蛐蛐玩，不好的說他是賭具，花重金買蛐蛐肯定是賭博的。
採訪中記者就瞭解到，去年有位上海玩家在寧陽花萬元買了一隻蛐蛐，回上海後放到賭場上，戰無不勝，爲這玩家掙了300萬，蛐蛐死後，他特意火化並親自送它回山東“老家”入土爲安。
最後這個例子，讓我想起了《聊齋志異》裏，那篇叫做《促織》的故事。志怪小說可以是“滿紙荒唐言”，但要讓志怪小說變成了現實主義預言小說，就真有點怪了。
當然，也有很多人在行動，讓鬥蛐蛐這個傳統的技藝、或者說文化，不要淪爲一場淺薄的賭局和金錢的遊戲。在政府層面，就說這次賣出天價蟋蟀的山東寧陽，它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舉辦政府主導的規範的“中華蟋蟀大賽”。寧陽縣政府還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規，規範蟋蟀資源的開發。
而在北京，北京鳴蟲協會祕書長趙伯光每年都組織蛐蛐友誼比賽，俗稱“和平局”，直接拉下了面子來對抗社會上那些骯髒的賭局。這個比賽，起初唯一跟錢有關的事，就是參賽者每人交5塊錢，用於集資購買獎狀和獎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