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15日公交車上一位老人突發病昏迷，因最近醫院距事發地僅一站地，市民催公交司機趕緊送醫，但司機因“擔不起責任”堅持等120來處理，最後120救護車趕到時老人已死亡。事後，公交公司稱司機無責任，是按規定辦事。（7月16日《揚子晚報》）
事實上，如果面對一個處於昏迷狀態，甚至有生命危險的病人，以“執行公司制度”爲由拒絕施救，就有“見死不救”之嫌。何況，制度之上還有道義。即便不是在公交車上發病，在徵求車上乘客的意見下，公交車突遇路人病危時，也有立即停車施救的責任。因爲生命至上，理應救人爲先。
透視“公交公司有規定，無法運送病人”的解釋，其中隱含着的，更多的還是怕承擔相應的責任和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自私與冷漠。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但道德譴責越來越蒼白無力，法律上也無支持。相反，縱觀國外，通過刑法等加重對見死不救行爲的懲戒並非個別。
《法國刑法典》規定：任何人對處於危險中的他人，能夠個人採取行動，或者能喚起救助行動，且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均無危險，而故意放棄給予救助的，處5年監禁併科50萬法郎罰金。”《意大利刑法典》也規定：“對氣息尚存、受傷或危急之人，疏於必要的救助或未即時通知官署者，處3個月以下徒刑或科12萬里拉以下罰金。”
如果單靠道德拯救已無能爲力，不妨學習國外的優秀經驗，對之施以法律手段，懲治集體性冷漠，還人性與生命之美。此外，公交車司機見死不救當然可以批評，但是公交公司在人命關天的問題上，不予通融，甚至直言司機是按規定辦事“沒有責任”，難道就不應該譴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