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許多隱蔽而又隨處可見的角落裏，性交易以一種不可思議的低成本在規模運作。嚴厲的刑罰和運動式打擊，並沒有讓“十元店”消失，疾病、暴力犯罪等問題，在陰暗的角落裏滋長……”
地下室裏黑魆魆的，沒有窗戶，更像個潮溼的洞穴。唯一的光源是牀頭的電燈泡，拖着長長的電線吊在頭頂。
吳獻芳用一個揉皺的紅色塑料袋裹住燈泡，粗糙的光線於是變成一片紅色柔光。據說這種光線下的女人皮膚最好，看上去沒有皺紋。
吳獻芳48歲了，體型發胖，背面看直髮烏黑，沒人看得出是白頭髮染的。單人席夢思牀佔去了房間一半面積。她整天在牀上躺着或坐着，等客人來。
這棟舊時騎樓改造的小旅社裏，住着三四十個吳獻芳的“姐妹”，年齡最大的有62歲了。年過四旬的農村母親，構成了這羣性工作者的主體。
當地人把這樣的地方稱作“十元店”。客人往往是本地老頭子，或者中年的外地農民工。
每次的交易價10元到30元不等，微薄收入之下，這些貧困性工作者同樣面臨被處罰、疾病、暴力、歧視的風險。
“有病沒病看得出來的”
吳獻芳所在的縣城，人口逾百萬，涉及性服務的洗浴城有三四家，休閒按摩房四五十家，旅社15家左右。
有業界人士把性工作者歸爲四檔：最貴的如夜總會“天上人間”；賓館和洗浴中心的“叮噹公主”次之；第三是按摩店、休閒店和髮廊，收費過百；第四如站街女，約六十元。而十元店，幾乎是低到塵埃裏，屬於性產業中的“大排檔”。
吳獻芳所在的旅社入口在一條細長的巷子裏，背朝繁華的商業街。一進門就見不到光了，有一股柴禾薰過的氣味。樓共三層，每層9個單間，每間房比乒乓臺稍微大些，木板隔開，透風的地方，靠玻璃加色情海報遮擋。
毋須身份證，也毋須押金，只用15元，女人開一個房間即可營業。有姿色的，再趕上好運氣，一天能流水線似的接十幾個客人，每月掙兩千來塊不是問題。也有一整天開不了張的。總體看來這裏生意不錯，老闆把地下室也利用起來，樓頂也搭了簡易的房子。
姐妹們達成的共識是：來的客都是一羣長期壓抑的人，外出務工的，沒老婆的，憋久了纔來，平均5分鐘完事。
2012年4月14日，中午，一個白背心的老頭子摸着閣樓的扶手上樓了，背後還破了兩個小洞，頭頂是“地中海”，背過手慢慢踱着步子，看到門開着的，就一間一間屋子來回打量，他似乎相中了一個躺在牀上吹風扇的大媽，開始討價還價，“多少錢？”“沒病吧？”
忽然老闆一嗓子，“打水了！”
正在犯困的姐妹拎着大號塑料桶集體“出洞”了，樓道里吵吵嚷嚷。這是一天最熱鬧的時候。這裏每層樓只有一個廁所，熱水也是限時供應。每天兩次：上午八九點，下午兩點。
開放完畢後，老闆把水龍頭鎖上。
四處都黏糊黏糊的，牆，地下，牀上。
吳獻芳打好水回到房間，用一層硬塑料紙封在桶口，這樣可以溫吞吞地用大半天。好些姐妹不怎麼收拾，頭髮亂糟糟的，吳獻芳算愛乾淨的了，屋子裏有條有理，她捨不得花錢買洗液，清潔工作也就指望這桶水兌點鹽巴——鹽裝在一個可口可樂冰露的空瓶子裏，放在房間裏潮溼的牆角，旁邊還有一個裝藥酒的娃哈哈飲料瓶，她一胃痛就拎起來喝兩口。一個黑罈子裝米，說是“怕被老鼠咬”。她在地下室裏自己煮飯，燒的是老闆從隔壁垃圾場撿來的木頭塊，空氣不流通，一生火就咳得不行。
爲了保證客源，這裏的女人大多數不使用安全套——何況這玩意還可能成爲賣淫嫖娼的證據。吳獻芳有時用，有時不用，用她的話說，“有病沒病看得出來的”，她這套樸素的檢測標準是：外表乾淨的應該沒病，衣服破的舊的一定要防範。
吳獻芳從來沒有做過婦科檢查。婦檢的價格三十塊，那是她冒三次被抓的風險，接三個客人才能掙到的。身體異樣的時候，她坐車到鄉下打一種叫“消炎針”的吊瓶，二十多塊錢，說是青黴素，消腫以後立即開工。
“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帶大”
五六年過去，吳獻芳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她很勤快，“營業時間”從早上8點持續到晚上9點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無休。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疲沓了，幹這檔子事，“跟下地種田一樣”。
做這行之前，苦活累活吳獻芳沒少幹。她出生在貴州一個偏遠山坳裏，方圓只有9戶人家。女娃子沒書讀，她至今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得。後來她結婚生子，老公又賭又嫖還打人，她被男人傷透了，拖着兩個兒子走了——沒離婚，反正結婚證也沒領過。
在異地他鄉，她餵過豬，進過編織袋廠，還上工地，把石灰漿從一樓扛到四樓，每個月掙百來塊，怎麼都喂不飽兩個兒子的口。難捱的時候她想過：實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帶兒子一起死。
就這麼扛到了三十來歲。有一天，一個女性老鄉來找吳獻芳，神神祕祕地對她說：“跟我走，保你掙大錢。”於是，吳獻芳被帶到廣西這個風塵僕僕的小縣城裏。直到被扔進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幹這個來了。
開始吳獻芳說什麼也不肯，也不跟人說話，悶房間裏呆了一個星期。找不到工作，又心疼住宿費和車費。這時來了一個鄉鎮幹部，肯爲她出60塊的“高價”，天天來，單守着她。第三天，吳獻芳從了。
認爲自己“走投無路”，幾乎是這一羣女人共同的烙印：
209房的“桂圓”不怎麼擡眼，也不肯和陌生人多說話。有人說她老公死了，也有人說她老公又賭又嫖。女兒跟着她住縣城，念小學四年級，從小就自己做家務。女兒越乖，桂圓越覺得自己對不起她；
王菊花有三個小孩，她老公是遊醫，醫死了人要坐十年牢，老公在監獄裏叮囑：“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帶大”；
袁麗蓉快六十了，生意也寡淡，總是哭喪着臉。她老公跟別人好上了，不離婚，還把她往死裏打，左眼至今落着疤，有家不敢回。
這是一羣來自農村的傳統而貧困的女人，對她們，命運如一杆悶棍：家庭暴力、死老公、坐牢……家庭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小孩子上學要錢，農村蓋房子要錢，家裏人生病住院也要錢。
沒有學歷、技術、年齡限制，這個幾乎零門檻的“工種”接納了她們。
吳獻芳不識字，怕被偷，隔三差五，攢的錢都託老鄉存到卡上，寄回家裏。兒子是她最大的盼頭。這些年，大兒子當了司機，倒插門嫁到了天津農村。二兒子最教人操心，有一陣天天要錢，後來才知道他“滾傳銷頭去了”。
她白天照常上班，得空就在電話裏對着二兒子哭，愁得整夜睡不着覺，總有個爛盆子在腦袋裏敲，時間一長就拼命掉頭髮，直到禿頭。爲了不嚇到客人，她又花了80多塊錢買藥吃。不曾想，吃了藥長出來的全是白頭髮，從那之後，她開始把頭髮染得烏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