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同性異性，下面四條原則值得你牢牢記住!
1、必須把每個性對象都視爲已經感染，堅持每次插入性行爲都使用安全套。
2、只有在兩人非常明確的確定互相是唯一的性行爲對象，並且距離最近一次與其他人發生性行爲已經超過3個月以上，同時雙方的HIV檢測都呈陰性的前提下，方可不用安全套。
3、如果是同性,在套上安全套之前，先在陰莖上塗抹足夠量的潤滑劑，套上安全套後,再在其外使用足夠量的潤滑劑，同時被插入方應該用手指在肛門內塗抹潤滑劑。使用潤滑劑有兩個主要目的，一個是爲了防止安全套破裂，另一個是提高快感。
4、性活躍的人羣(有多個性夥伴)，即使每次都正確使用了安全套也應該每個六個月進行一次HIV病毒檢測。
如何正確看待同性戀與艾滋病的關係
對於中國社會的大多數成員，同性戀是一個令人羞於啓齒更不宜討論但又衆所周知其存在的現象，大多數人在談到這個事時，都可能會抱着一種莫名的窘迫、一種難以言傳的緊張，趕緊轉到另一個話題，在大衆的心目中，同性戀總是與“不正常”、“有毛病”以及“不道德”等概念聯繫在一起。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我們首先來琢磨一下這些常被拋出來的詞語以及它們所代表的概念——“正常”和“異常”，“疾病”與“健康”，“道德”與“不道德”。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如何確定這些相互對立的概念的界限?就以“正常”與“不正常”來說，毫無疑問，在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的層面上，“不正常”意指一種與多數人不同的行爲和生活方式，那麼是要多少人所共有的行爲，纔算是“正常”呢?需要總人口的百分之幾?在大家印象中，似乎四川人都喜歡吃辣的，但我就知道成都人中有完全不能吃辣的，這是不是就“不正常”呢?
更重要的是，在這裏“不正常”(“異於常人”)被打上了道德的印記。換句話說，“正常”與否直接關乎“正確”。尤其是因爲涉及到性，性的正確或不正確在中國是一個很嚴重的道德問題。在此種邏輯之下，同性戀被視爲不道德的行爲。
然而，爲什麼一種自然的性行爲會面臨如此的道德尷尬呢?看看今日世界，多元化和差異化正成爲我們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難以理解爲什麼獨獨在同性戀問題上人們的態度如此落後。更不用說，大量的行爲科學和神經科學證據早已發現：同性性傾向是人類乃至動物界正常的性傾向之一。同性戀也並非是任人隨意選擇的生活方式，而是先天形成的自然行爲。
之所以同性戀在今日社會中成爲許多人歧視、指責的對象，還在於不少人認爲他們應當對艾滋病負責，他們認爲是在這個人羣中，艾滋病開始爆發並流行開來。可真的是他們那種“不正常”的行爲導致了這種可怕疾病的飛速蔓延嗎?這種說法看來有理，其實卻不源於事實。雖然艾滋病最初被西方醫學界發現時，首先在美國男同性戀羣體內，但實際上從世界來看，異性之間的傳播是佔首位的。 中國目前也是如此，衛生部在2007年11月29日發佈的《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2007年)》中指出：“2007年……在5萬新發感染者中，異性性傳播佔44.7%，男男性傳播佔12.2%，注射吸毒傳播佔42%，母嬰傳播佔1.1%。”
這與目前媒體上常見的觀點，以及社會上很多人的錯誤理解，形成鮮明的對照。這項評估的結果顯示，雖然男男性傳播是一個很重要的途徑，但目前並非首要途徑，異性性接觸造成的感染遠多於高於男男性傳播。
隨着社會的發展，人羣交往的頻繁，幾乎所有傳染病的發生和蔓延機率都較以前爲大。不正是由於人羣的遷徙和商業活動的加速，才導致歷史上一次比一次更爲猛烈的鼠疫爆發嗎?難道我們要因此而譴責一切人類活動嗎?事實上只要社會在變化，人的活動在變化，交往行爲在變化，傳染病以及一切疾病就會發生變化。艾滋病不過是一個有些特殊而本質上並無多少差別的例子而已。因此，艾滋病從來就不應該單純的歸罪於任何人或活動，它的確是一個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大問題，但譴責和道德指控不會有任何建設性的作用，反而會使問題變得更糟。
話分兩頭說。同性戀尤其是男性同性戀人羣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羣之一，之所以會在這個人羣中有如此高的感染率，與許多因素有關。不容忽視的一點，正是由於普遍存在的對同性戀的污名和歧視，導致很多同志處於極其負面的心理狀況中。心理學和社會學諸多研究均證明，在這樣的心態和社會生存狀態下，個人很容易忽略自身的健康。同時，由於缺乏發展正常情感關係所必須的社會和家庭支持，大量的同志只能在一種匆忙和隱蔽的場景下交往。此種狀況下的性，很難是有備而來和注意安全的。討論“爲什麼同性戀羣體的艾滋病居高不下”，不能忽略這些原因。當不少人在將整個社會的艾滋病問題肇因歸結於同志時，更應該反思一下造成這一問題的社會根源。事實上，有證據表明，把艾滋病歸因於社會中某一類或幾類少數羣體，採用漠視、歧視或加以污名對待的做法，不僅無助於疾病的預防和控制，其本身更是疾病在主流羣體中大規模流行的催化劑。例如，艾滋病在整個80年代一直是在美國男同志中流行，直到1995年爲止，大多數美國異性戀白人男性都還堅信艾滋病是個“同性戀疾病”，認爲艾滋病與身爲異性戀的自己沒有關係。這種觀念盛行的後果，是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異性戀美國男性中的艾滋病發病率逐漸上升。
此外，不少人認爲男同性戀人羣中存在的“混亂”的性關係是艾滋病的根本原因，並進而認爲同志們應該爲這一“不道德”的原因而負責。
那麼，“多性伴”是否又應該成爲一個道德問題呢?這又是一個應該兩說的議題。社會學和行爲學調查的結論的確支持一點：多性伴的確是男同性戀羣體中較爲普遍的現象。不過這也並非男同性戀羣體的專利，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潘綏明教授的研究，在“主流”的異性戀羣體中，近年來有多性伴行爲的人數也在以很快的速度上升。至於多性伴本身是否應該成爲道德評判的負面對象，就要用到一條基本的評判標準。無論國際還是國內，大多數倫理學家和社會學者都公認一點：道德的底線應該是“對他人無傷害”。如果是成年人之間在相互自願的前提下的性關係，並且不涉及對第三人的感情或關係傷害，應該說這樣的前提下，無論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多性伴都不應該再成爲一個道德問題。當然，從風險的角度說，無論是同性還是異性，多性伴都會增加艾滋病和性病的傳播風險。所以，問題的解決方案在這裏依然轉化爲如何促進人們提高風險意識，善用保護措施，避免感染。在這一問題上需要強調指出的一點，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沒有基本的法律保障，來自家庭的壓力等等，使得不少同志難以維持一種固定的一對一情感和性關係。
科學事實證明，性夥伴的數量與感染性病、艾滋病的機率成正比，不論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與多人發生性關係都會提高感染機率。但是，在一個有充分選擇自由的社會中，只要是自願自主，個人完全有權利選擇自己是有一個，還是多個性伴。這裏想強調的只是一個事實，即很多同志之所以無法維持穩定的感情關係，主要是源於社會環境和家庭壓力。換一個角度，如果社會能夠更寬容一些，將不僅爲同性戀者，也將爲其他人提供更多的在艾滋病方面的保護。在目前很多中國同性戀最終被迫與異性結婚的情況下，這一點尤其重要。一味地強調同性戀是高危羣體，是有很高的誤導性的，會使很多異性戀者，產生一種假性的安全感，以爲自己不屬於高危羣體所以是安全的。但實際上由於社會家庭的多重壓力，導致很多同性戀者被迫與異性發生性關係、結婚，令所謂高危與非高危的區別失去意義。
正是面臨着類似艾滋病的來自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挑戰，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相處，怎樣交流和合作的問題，這些思考必然關乎人們生活的根本。而同性戀及其與艾滋病的關係爲人們的思考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切入點：我們怎樣相互關注、尊重和行動，怎樣在日常生活中創造與他人相處的關係模式，以及如何對待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和他們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