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7年《世界衛生統計》報告出爐，韓國再次排在亞洲發達國家中自殺率第一高的位置。這份最新的報告指出，每一百萬名韓國人中，就有284人自殺。韓國也繼斯里蘭卡、立陶宛和法屬圭亞那之後，成爲全球自殺率第四高的國家。
自殺率第一的亞洲國家
半島電視臺曾經刊文稱，世界上有些社會或文化中的人更容易自殺，而韓國似乎正是這樣一個“自殺大國”。
在2015年時，平均每天有40個韓國人走上絕路。自殺已經成爲韓國人的第四大死因，更是10歲到30歲年輕人的第一大死因。
這一點非常令人吃驚。在其他國家，人們在學生時代往往無憂無慮；可是在韓國，這個羣體中的自殺率非常高。
韓國學生自殺率非常高
調查發現，韓國14歲到19歲的年輕人中，超過一半的人有過自殺的想法。而超過40%的韓國年輕人表示，自己正承受着來自課業的壓力。
2015年時，有17名學生因升學壓力自殺，佔當時自殺學生總數的23%。
爲此，韓國政府還曾推出一種電話軟件，可以跟蹤學生在社交網絡中使用的“與自殺有關的”詞彙，以此來檢測他們是否存在自殺傾向。
不過，韓國的老師們並不贊同這種做法。他們認爲，與其關注韓國學生自殺的跡象，不如探究他們自殺的成因。
不止韓國的孩子們因面臨過度競爭壓力巨大，韓國中年人也往往會因經濟壓力、老年人因傳統家庭單位的破裂，不少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輕生念頭。
韓國老人自殺成倍增長
在韓國，65歲以上老人的自殺事件近幾年來成倍增長。一些老人選擇默默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有一個老人是個例外。
當時，這名78歲的寡婦被告知，因爲自己的女婿已找到工作，政府已經沒有義務援助她了。入夜後，這名婦女坐在市政廳門口，喝下農藥。
事後，警察在她的遺體旁發現一封信，上面寫着：“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對我？法律應當服務人民，但它卻沒有保護我。”
在人們決意輕生的情況下，一些表面上的補救措施也就不起作用了。
韓國麻浦大橋
《紐約時報》報道稱，2012年，首爾政府在有着“自殺之橋”之稱的麻浦大橋亮起問候語，慰問過往的羣衆。而一年之後，從這裏跳下的人數是原來的六倍。政府的宣傳非但沒勸阻自殺者，反而吸引更多自殺者。
儘管自殺率連續五年下降，韓國仍是一個被自殺陰雲籠罩的國家。韓國《朝鮮日報》文章稱，自殺率下降與政府在2011年11月禁止百草枯有關。
當然，如此治標不治本的措施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曾經對自殺現象做過深入的研究。他認爲，自殺現象的出現與社會因素分不開，人們往往會因爲和社會過高或過少的融合而選擇自殺。
韓國曾經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經濟轉型，從農業國家變身爲工業製造大國，如此迅速的轉變被稱爲“漢江奇蹟”。
可是，韓國的社會變遷卻沒能跟上經濟轉型的步伐。根據統計，自1990年以來，韓國的自殺事件數量是以往的4倍，漢江也成了臭名昭著的自殺地點。
據瞭解，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韓國人的生活質量在各項標準中都墊底。根據經合組織2015年的報告，韓國國民的健康狀況，工作與生活平衡狀況以及對幸福的主觀評估，分別位列第33位、第31位以及第29位。
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是韓國人選擇自殺的主要原因。過去，韓國社會聯繫緊密，家庭、社區的紐帶非常強。而過快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打破了這樣的社會聯繫，將人們從社會生活中剝離開來，信息化的發展更將個人侷限在自己的小空間中。
在韓國的鄉下地區，人口在不斷減少，而城市中的人們大多過着封閉而孤獨的生活。
有一個現象正說明這種社會結構的瓦解——越來越多的韓國老人去世後無人認領，也無人送終。
此外，韓國社會的競爭正在加劇。而這樣的競爭心理並不利於構建社會信任以及發展相互依賴的關係。
實際上，除了社會競爭激烈、階級固化嚴重和媒體大肆渲染自殺案件等因素，韓國政府的應對不力甚至不得要領也成爲壓垮自殺傾向者的“最後一根稻草”。
政府對自殺問題不夠重視，以至於長期以來備受詬病。韓國基督教電視臺旗下網站的一篇報道顯示，自殺預防工作屬於韓國保健福祉部健康政策局的精神健康政策科，僅由一名工作人員負責，而預防自殺只是其12項工作之一。
此外，政府對自殺預防服務的投入也不夠有力，2014年自殺預防服務的全國預算僅有66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4546萬元。與此相對比，日本在預防自殺方面投入的資金有1.3億美元，約合人民幣9億元，而且取得很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