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央最急需的幹部，爲啥要填寫90個表格？）
在基層做扶貧幹部是怎樣一種體驗？
劉成良最近寫了篇文章爲基層扶貧幹部發聲。文章發出後，很多認識他的幹部跟他聯繫，說終於有人說出了他們的心聲。
劉成良是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關注精準扶貧一年多，這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先後在寧夏、湖北、江西、廣西、雲南、河南調研扶貧工作。在各地調研時，他不僅對參與扶貧工作的不同羣體如縣鄉幹部、村兩委幹部、貧困戶、一般羣衆進行訪談，還深入實地，與扶貧幹部一起填寫材料、跑項目、做羣衆工作、開羣衆會等。
劉成良告訴政知見（ID：bqzhengzhiju），他印象最深的一個細節是，一位剛剛畢業的女性扶貧幹部，有一次爲了應付上面的檢查，自己邊哭邊做了一個晚上的扶貧材料。
扶貧材料實在太多了
政知見：你爲什麼要寫《在基層做扶貧幹部是怎樣一種體驗》這篇文章，發表後有啥影響？
劉成良：當下，所有人的目光主要聚焦在扶貧工作的成效方面，然而從事這項工作的主體——扶貧幹部並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事實上，已經有不少倒在了扶貧攻堅道路上的幹部。我們應該讓更多的人關注到扶貧幹部本身，他們的心理、苦惱以及家庭等。他們正在遭遇的很多困境也是值得當前的脫貧攻堅政策反思的——我們究竟該如何扶貧。
說到文章的影響，觀察者網將文章發出後，半月談很快進行了轉載，很多認識我的幹部看到了這篇文章後和我聯繫，說終於有人說出了他們的心聲。當然，區區一篇文章，很難改變政策，扶貧幹部們依然忙碌着，依然在忙碌的應付那些讓他們苦惱的材料工作。
政知見：扶貧幹部每天的工作狀態是怎樣的？
劉成良：扶貧幹部的主要工作狀態就是“辛苦”，自上而下的任務、要求非常多。精準扶貧強調精準，意味着要做大量的調查、數據材料以支撐精準的要求，並且上級要求完成任務的時間又很緊迫，各項的考覈監督又非常多。
不同時候，上面來的任務不一樣，每天的安排也不一樣，比如上級突然來文需要某項報表或者數據，那麼幹部們就可能從早到晚地在村裏忙這些材料。或者如果上級要來檢查，幹部們就會從早到晚地忙着整理各項檔案材料，甚至是通宵。有些時候，扶貧幹部一天都會在外面開會，或者跑項目。
我接觸到的部分參與扶貧工作的是年輕的、剛畢業的大學生，有一個女孩說得很形象，有一次爲了應付上面的檢查，她自己邊哭邊做了一晚上，扶貧材料實在太多了。
所以說，這些材料填寫的工作佔用了扶貧幹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意味着他們做扶貧的實際工作時間和精力就少了很多。當然，除了整理材料，幹部們做實際工作的時間也是有的，幹部抱怨最多的就是材料工作多，耽誤了做實際工作的時間。有些年紀稍微大一點的幹部，是很喜歡和農民打交道的，但是整理材料的工作比如填表格、錄系統等並非他們擅長的，很多年紀大一點的幹部做實際工作很有一套的。
政知見：你提到扶貧幹部要填90多個表格，這些表格都是哪裏要的？
劉成良：現在政府部門一般都成立了專門的扶貧攻堅指揮部，下設若干個專責小組：農業、水利、交通、教育、發改、移民等部門，這是一種統分結合、部門協作的方式，因此各項表格的來源也是多樣的。
“總是待在村莊裏面作用很難發揮得好”
政知見：你調研過很多地區，現在都哪些幹部在基層扶貧？
劉成良：當前，在基層從事扶貧工作的，按照工作的地域屬性來講，大致可以分爲兩類羣體：一類是鄉鎮幹部，他們是“地方主官”，對於屬地範圍內的方方面面工作負責，當然，扶貧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扶貧涉及到一系列系統性工程，需要上下溝通，僅靠村兩委幹部是不夠的；第二類是外來幹部，按照任務分工，外來幹部又分爲幫扶幹部（專門幫助貧困戶的幹部）和第一書記，第一書記是專門對貧困村脫貧任務負責的幹部，既要負責扶貧項目的爭取和落地，還要負責基層組織建設，保障村莊有良好的治理格局，爲扶貧創造良好的基層政治環境。而不同地區對外來幹部的叫法又有些差異，還有的叫做駐村幹部，這些人來自於鄉鎮之外的政府以及企事業單位，按照扶貧工作要求，與本職工作脫鉤，完全參與到基層的扶貧工作中。
政知見：最近媒體報道，陝西榆林利用GPS對扶貧幹部進行定位，你怎麼看這件事？
劉成良：GPS定位是無法解決當前這些難題的，這種做法本質上還是對扶貧幹部的不信任。扶貧幹部現在對一個問題很糾結，他們的目的是爲了幫助村莊脫貧，但是總是待在村莊裏面作用很難發揮得好，他們需要出去開會，需要去鄉鎮或者市縣找項目，需要去羣衆家裏做工作吧。
現在這些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扶貧幹部待在村裏，但是他們天天待在村裏又能發揮多大作用呢。一個扶貧幹部發揮的作用有多大應該從結果上看，哪怕他一天也沒在村裏待過，但是隻要村子發展得好，他同樣應該得到表彰。同理，如果扶貧幹部天天待在村裏，村子並沒有得到發展，那麼精細化的監督措施又能解決什麼問題呢？
政知見：你在文章中刻畫的幹部形象是十分艱苦的並且承擔着很大的風險，但是在很多媒體的報道中，很多村官欺民的現象時有發生，你怎麼看待這樣一種反差？
劉成良：村官欺民是一種非常態的現象，在通訊發達、紀檢嚴格的背景下，這種事情的發生極少。當然，如果類似事件真的發生了，肯定要嚴肅處理。我在文章中聚焦的主要是鄉鎮基層幹部，這些人都是擁有體制身份的，一旦發生欺壓百姓的事情，後果十分嚴重，所以說這部分羣體很少有越軌行爲。
“目前扶貧工作存在一個指標化操作的問題”
政知見：你在文章中發問“誰是貧困戶？”你認爲什麼樣的家庭是真正需要幫助的？
劉成良：不管在哪裏調研，在村莊內，大家對於貧困現象都有一個共識性的評價，即那些身體殘疾、癡呆傻或者家庭遭遇重大變故導致主要勞動力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才是真正需要幫助的人，這些人成爲低保戶或者貧困戶所有人都是沒有意見的。
但是目前扶貧工作存在一個指標化操作的問題，中央倡導的扶貧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地方政府的應對邏輯也有了不同，除去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剩餘的那些指標不管如何分配都會產生問題。在很多地方，低保也是按指標操作的邏輯。在村莊中形成了這樣一種共識，誰得到低保誰光榮，成爲了低保戶不僅有補助，看病等一系列政策也比別人要好。
由於政府的惠民政策過於集中於某一羣體，造成了大家爭當貧困戶、低保戶的結果。事實上，中國目前的貧困問題並不是溫飽問題，即使我去了最窮的地方，那些農民吃穿都不成問題，我們國家的土地制度有很大的優勢，同時近幾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發展和穩定給社會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生活空間。當然，在對比之下，會出現一些人生活要差一些，但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好吃懶做、嗜賭成命的人，生活肯定要差，肯定符合貧困戶的標準，但是我們就應該給予這些人那麼多優惠幫助嗎？
政知見：你曾經到過寧夏、湖北、江西、廣西、雲南、河南等地調研，這些省份包含中部和西部多地，那麼中部和西部的扶貧工作有什麼不同呢？
劉成良：西部地區的扶貧人物要艱鉅一些，很多地區涉及到易地扶貧搬遷，而西部地區的羣衆文化水平相對不高，思想較爲落後，無論是搬遷還是發展產業，阻力都大一些，難度也就大了。
政知見：你在另一篇文章《做鄉鎮幹部究竟是怎樣一種體驗》中也提到了基層工作的艱難程度，很難進行科學分工，在你多年的調研中，你怎麼看待這種問題？
劉成良：基層工作是綜合性工作，很難進行科層制分工，這是一種基本運行常態。對於鄉鎮來講，基層的主要職能就是負責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不折不扣地執行下去。在我們國家的五級行政管理體系中，鄉鎮處於末梢地位，往往是幾十個人對接上級幾十個部門，落實到人上面，有些鄉鎮幹部一個人就要負責多個職能部門的工作，並且鄉鎮還需要直接和農民打交道。
比如在鄉鎮，民政（低保、救助等）可能僅有一兩個人負責，要對接幾萬農民。如果按照嚴格的科層制分工的話，那麼這些工作都要由這一兩個人來做，很顯然是不能的，除非加強配置，但是這就造成了基層冗員的現象。不如大家一起配合、協調來做快一些。
而且基層工作的對象主要是農民，科層制的那些東西很難和農民對接，農民素質層次高低差異很大，面對一個表格，很多農民看不懂，基層工作沒辦法按照現代城市規則來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