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條“黑作坊”夾縫求生記
一家沒有生產許可證的辣條作坊，在食品安全監管日漸加壓的背景下，從城市逃離至偏遠農村，且幾年來像“打游擊”一樣東躲西藏，負債經營，艱難求生。
記者近日暗訪河南農村部分食品市場發現，這一辣條“黑作坊”的遭遇，堪稱近年來農村“問題食品”現狀的縮影：一方面，在監管力度加大、行業洗牌升級的雙重作用下，類似不法作坊的生存愈發艱難;但另一方面，由集中到分散、由半公開到地下隱蔽作業的新趨勢，也對原本監管力量就比較薄弱的農村食品市場提出了新的挑戰。
“黑作坊”四年換了三個地兒
“工人都在家過年，現在還沒法生產，但眼下是旺季，得做好開工準備。”農曆正月初九，記者在豫東某縣縣城見到老賀的時候，他正開着一輛半舊的麪包車忙着採購原料，主要包括一些食用油、香精調味料等。
41歲的老賀是一家麻辣小食品作坊老闆，入行至今10年有餘。2011年4月，他把自己的作坊從老家江西南昌遷到了河南鄭州。交通便利、原料成本低廉、勞動力資源豐富，多重優勢疊加之下，彼時以鄭州管城區爲中心，形成了一條頗具規模的小食品產業帶。
就在老賀躊躇滿志，準備大展拳腳之際，一場針對小食品加工廠的整治風暴不期而至。2011年5月22日，北京市查處60種不合格調味面製品，有53種出自河南，其中36種集中在管城區。重拳清查之下，尚未取得生產許可證的老賀，只好將剛投產的作坊轉移至河南汝州市。但不久後，又悄悄地回遷至離鄭州較近的新鄭市一處城鄉接合部。
2014年年底，因爲所租民房面臨拆遷，老賀再次將作坊搬到了更爲偏遠的豫東某縣鄉下。這也是不到4年的時間裏，這家辣條“黑作坊”的第三次搬遷。
“從春節前到學校開學、正月十五這段時間都是旺季，但現在到處都查得嚴，我節前只生產了半個多月。”老賀說。
記者注意到，在城市監管加壓之下，像老賀這樣將作坊搬遷至偏遠農村“打游擊”，正成爲小食品生產的一種趨勢。在離老賀作坊不遠的一個村子裏，沿着約3公里長的鄉道，兩邊分佈着10來家麻辣食品廠，都隱蔽在高牆大院、鐵門緊閉的民房裏，沒有門牌和廠名，只有空氣中瀰漫的油膩膩的麻辣味，提示着這些加工點的存在。
工人邊抽菸邊幹活
幾經周折，記者得以進入附近的幾家麻辣食品廠區內部。已經開工的幾家食品廠，現場情景基本相同：巨大的簡易車間裏，兩名工人負責給不停轉動的攪拌器添加原料，並將高溫膨化後的麻辣條等產品倒在傳送帶上。幾十名女工成排就座，不停進行小包封裝。
和幾年前在鄭州暗訪所見相比，上述作坊堪稱“鳥槍換炮”：一是場地面積明顯擴大。從兩三間房子幾百平方米大小擴大到佔地1000多平方米以上，有的甚至達到2000多平方米;二是生產設備升級。從價值幾千元的小機器換成了10多萬元的生產線，全線開工每天可產上千件，僅包裝女工就要四五十人。
說起作坊生產的衛生狀況，老賀直言：“以前原料、產品都在地上的，確實是亂搞，現在基本不下地了，真的好多了。”
然而細察之下，操作不規範與可疑之處仍不少見：以車間工人爲例，除了圍裙外，多數沒有戴手套、口罩和帽子，有的工人邊抽菸邊幹活，還有的手指纏着創可貼直接抓取辣條進行封裝;生產所用食用油都裝在數十上百隻白色塑料桶裏，從外面看不出任何標識。有的甚至成堆碼放在污水橫流的牆角。一位老闆表示，整條街上的作坊，有的有生產許可證，有的沒有，具體情況“不好說”。
記者還注意到，除了工人進場、下班，外來車輛運送包裝等，平時這些作坊一律閉門作業，外人很難進入。加之隔着層層院牆，儘管現場機器轟鳴，從外面路過也難聽出任何響動。
添加劑使用“憑經驗”
儘管車間裏都開着排風扇，但油膩的麻辣味仍然薰得人透不過氣，時間長了甚至會噁心作嘔。老賀介紹，辣條的主要原料是麪粉、辣椒和食用油，根據口味不同還會加入香精、調味料等，濃重氣味就來自這些添加劑。
記者發現，儘管相關作坊從內到外都在“鳥槍換炮”，但最核心的技術環節——口味配方和添加劑使用，多數仍停留在“跟着感覺走”的階段，操作規範非常模糊，致使添加劑濫用已成爲最突出安全問題。
一家作坊的技術工人說：“各家添加劑使用配方不同，通常是憑經驗，要甜味的就加甜蜜素，要牛肉味的就加牛肉粉香精，因爲主要針對農村中小學生，孩子們覺得好吃就行。”
北京市食藥監局公告顯示，今年以來當地共發現8款辣條產品甜蜜素超標，其中來自鄭州的佳俊食品廠屢次上榜。專家稱，甜蜜素攝入過量會危害人體肝臟和神經系統，對於代謝排毒能力較弱的老人、孕婦、小孩危害更爲明顯。
由於媒體曝光和政府重拳整治，連番搬遷的老賀近年來沒賺到錢，反而還欠了10多萬元的債。他一度想轉行，又很懷念以前的時光：“現在全河南麻辣廠大小300來家，但大廠越來越大，小的很難活。家裏人都反對再做下去，可我還想等等看有沒有翻身的機會。以前有證沒證最多有2000多家，隨便一臺小機器一年也賺二三十萬元。”
河南一基層工商所工作人員表示，農村市場點多面廣，加上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差、基層執法人手少，由此形成監管薄弱地帶。隨着不法作坊的分散流入，農村“問題食品”的監管面臨着從生產到流通的全鏈條挑戰，任務更加艱鉅。
“長遠看，政府一方面應加強監管，重拳整治非法生產者，另一方面也要嚴格落實行業標準，引導產業升級，以此淘汰落後產能。”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