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德利事件”正式立案偵查
容城縣女子閆德利先後三次接受艾滋病檢測，結果都證明她並無艾滋病。閆德利和她的家人認爲，博客和帖子很有可能是閆的前男友發佈的，其目的是爲了報復她。
無論“閆德利事件”是否緣於閆的前男友的報復，無論事件最後如何收場，現在基本可以肯定，閆德利沒有患上艾滋病，博客和帖子是他人的惡意所爲。目前，容城警方已成立專案組，對“閆德利事件”正式立案偵查。
“閆德利事件”首先涉及直接法律問題。
如法律專家所言，如果閆德利確有明知患艾滋病仍向他人賣淫的行爲，那麼，她涉嫌傳播性病罪(她的犯罪嫌疑很快被排除)。冒用閆德利名義的行爲人通過博客發佈不實信息，嚴重損害了閆德利的名譽，可能構成誹謗罪。行爲人還發布了大量色情性質的照片，可能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的違法或犯罪行爲。對於上述三方面行爲，警方都需要迅速介入調查，以儘快查清事實真相，既爲無辜者洗刷清白，也將違法犯罪者繩之以法。此外，被曝光電話號碼的那200多名所謂“性接觸者”，也有追究行爲人民事責任的權利。
“閆德利事件”涉及的法律問題並不複雜，相較之下，它在短時間內產生巨大的轟動效應，折射出了十分微妙的社會心態，這一點似乎更加耐人尋味，更具有剖析和反省的價值。
在“閆德利事件”背後的兩種心態
一種我稱之爲“寧可信其壞”心態，另一種是“窺探隱私”心態。先看第一種。署名“閆德利”的博客和曝光“艾滋女”與279名嫖客發生關係的帖子在網上發佈後，從一般網友到追蹤採訪的媒體記者，似乎很少有人懷疑博客和帖子內容的真實性。“閆德利”在博客中宣稱，“我的人生既然已經爛了，那就要爛出名氣”，“我不後悔，這些道貌岸然的男人都是我的玩物……不能讓他們過得那麼逍遙，我對自己的選擇很驕傲”。人們願意相信，在中國的當下，一個女人爲生活所迫，先賣淫故意傳播艾滋病，接着又公佈嫖客的電話號碼，以此對“這些道貌岸然的男人”實施報復，她做出這等壞事並不奇怪。這樣的故事看起來是符合“邏輯”的，人們覺得它就發生在自己的周圍，覺得閆德利就生活在我們身邊，不必莫名驚詫，也不必痛心疾首。
不由得想起了俄國作家契科夫的小說《花匠頭目的故事》：小城裏住着一位醫術高超、道德高尚、受到所有人尊敬的醫師，有一天被人殺死在峽谷裏，兇手很快被抓獲，但是人們怎麼也無法相信，竟然會有人卑鄙到去殺害醫師的地步，最後法官也神志失常了，宣佈兇手無罪釋放：“他沒有罪！我不能設想，世界上居然有人敢於殺害我們的朋友和醫師！人不能墮落得這麼深！”契科夫小說中的人們堅信，人不能卑鄙墮落到去殺害醫師的地步，面對聳人聽聞的“艾滋女報復事件”，爲什麼我們“寧可信其壞，不可信其好”，相信人能夠卑鄙墮落到這個地步？爲什麼沒有人問一句：一個人怎麼可以如此之“爛”、如此之壞？
與“寧可信其壞”心態緊密聯繫的是“窺探隱私”心態。女人美貌(有照片)、墮入風塵、患艾滋病、接待數百名嫖客、嫖客可能染病、嫖客電話號碼公佈引爆“定時炸彈”……多麼香豔奪目的情節，多少恩怨難解的因果報應，多少人對此浮想聯翩，必欲先耳聞目睹而後快，“艾滋女”越是“爛”得徹底，越是壞到極致，她的“絕對隱私”就越是豐富多彩，她的故事就越是精彩紛呈。不能不說，一些人之所以“寧可信其壞”，無不是想窺探到“艾滋女”的更多更“絕對”的隱私。魯迅說過：“中國之君子，嘆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惟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鋪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僞自由書·後記》)一些人一邊嘆人心之不古，憎妓女、嫖客之不堪，一邊卻津津有味地努力打探“艾滋女隱私”，他們何嘗不也是唯恐社會上沒有不堪的故事呢？
閆德利事件發人深省
事實已經證明，閆德利不是“艾滋女”，她沒有與279名嫖客發生關係並向他們傳播艾滋病。這個結果應當讓人感到輕鬆、踏實，而不應當讓人“失望”。在沒有發現真實案例之前，我們不妨相信，在中國的當下，一個女人通過賣淫故意向衆多男人傳播艾滋病，以萬般惡毒的方式對男人進行瘋狂報復，這樣的壞人幾乎不可能存在，這樣的壞事幾乎不可能發生。即便網絡和媒體披露了這樣的壞人壞事，但在得到全面充分的證實之前，我們也應當“寧可信其無，不可信其有”，應當相信人再惡再壞也是有底線的，人不能卑鄙墮落到十惡不赦、萬劫不復的地步。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社會環境和世道人心懷有最基本的信任，才能建立起對現實生活和未來前景的最真實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