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闆李繼東，在家鄉開辦了一家名叫“重生”的工廠，他一直努力在幹一件“瘋狂”的事情：把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攜帶者集中在一起，讓他們“與世隔絕”，安然面對死亡。4年來，廠裏已經有20多個人死去。李繼東的目的是“控制艾滋病毒攜帶者，保護更多人”。
已經是第四個了。
騰敏知道，“小廣西”馬上就要成爲2006年裏的第四個。“但願是最後一個。”她時刻想要安慰自己，但能安慰她的，或許只有手裏的香菸。
就在一個月前，她們還用熱水給她擦洗身體，陪她聊天，服侍她大小便，但她們知道，她活不了多久。她全身的皮膚都在腐爛，發出陣陣惡臭，嘴脣和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黑色小洞觸目驚心地把嫩紅色的肉裸露在眼前。她張開口，就能在口腔和舌苔上看見一層白白的絨毛，醫生說，那是青黴菌，這種病徵極爲罕見。
她們，一羣艾滋病毒攜帶者，對她，一個垂死的艾滋病人，精心服侍了一週。儘管痛苦不堪，但“小廣西”卻平靜地面對死亡。晚上12點，她說：“我肯定不行了。”果然一個小時後，她死了。
“小廣西”是“重生工廠”2006年死去的第四個艾滋病人，4年來這裏已有20多個人死去。
“小廣西”自己挑選了人生最後一段旅程。她從報紙上看到，重生工廠是一個專門收留艾滋感染者的地方，那裏沒有歧視，沒有暴力。她的男朋友陪着她到雲南思茅，在塗着白漆的鐵網廠門外，她走到了終點。
她身後的家鄉，早已陷入恐慌。村民們驅趕她，不讓她住在村裏，她的父母上街，所有人站在一米外和他們說話，他們摸過的東西必須買下，因爲那件東西肯定不會再有人買了。
男朋友留下她，再也沒有回來探望過。最後2個月，她和一羣不相識的人一起度過，12月過完最後一個生日，她就匆匆離開，骨灰留在了異鄉的土地。
逝者逝矣，生者如斯。
下午三點，北迴歸線上的陽光明亮而熱烈，重生工廠已經擺脫了“小廣西”去世後一週裏的那種沉悶氣氛，騰敏和其他學員似乎也找回了力量：“萬一以後我們病重了，也希望別人這樣照顧我們。”
一切都已安排好，那就坦然些吧。
這就是李繼東4年來追求的目標。他創辦重生工廠的目的是“控制艾滋病毒攜帶者，保護更多人”。他的目標似乎越來越近，但又是那麼遙遠。
敬畏與愛
4年來，李繼東一直努力在幹一件“瘋狂”的事情：把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攜帶者集中在一起，讓他們“與世隔絕”，安然面對死亡。
結果他疲憊萬分：妻子離他而去，兒子和他如同陌路人，耗盡百萬家財，中止了旅遊全國的腳步，並且不時因爲先天患病的心臟被送進醫院搶救室。
“我只能說，我瘋了。”當難以向別人說明他爲什麼這麼做的時候，他往往這樣給出答案。但他又不斷提醒別人，他是一個正常的普通人：他儘量回家過夜，不和他的學員們一起吃飯；他被一個學員咬傷後，曾憂心忡忡地去醫院檢查；他也樂於使用他的權威，學員必須絕對服從他的命令。
“我天生就有這種能力。”李繼東談起他的“霸氣”有些洋洋得意，“我在他們的眼裏是個‘神’。”
學員們看見他都會起立，無論他們是在看電視、打撲克或着在掃地。有的人眼睛看着地面，不時微微擡頭瞄一眼，看他是否走遠；有的人手指緊緊扣着褲縫，似乎他們的“神”馬上就要向他宣佈一條口諭，但李繼東看都沒看他，他不過是要走過去開他的白色吉普車。李繼東坐在椅子裏，向一米外垂手站立着的學員發號施令——把鑰匙拿過來，把車洗乾淨，把誰誰誰叫過來……
“要管好這一百多人，必須讓他們怕我。”李繼東認爲權威必須建立，要不然“重生廠只能變成毒窩和黑勢力”。他的一條人生原則是：“我比誰都橫，除非一次把我腦袋砍下來，否則我咬也要把欺負我的人咬死。”
但他又認爲，真正讓學員敬畏他的原因卻是“愛”。
“我不歧視他們，出錢爲他們治病，只要求他們順從我。”“雖然他們吸毒，有艾滋病，但實際上他們的內心還是純潔的。一旦感受到愛，就會涌泉相報。”
去年，一個學員快要病死了，李繼東天天去看望他，他生日那天，還買了一個蛋糕，派女學員送給他，大家圍着病牀唱生日歌。幾天後這個臨死的人康復出院，跪在李繼東的門口，說要報答他。“我問你用什麼報答我？他說用命。我說你的命不值錢，好好活着就是對我最大的報答。”
重生工廠所有學員的吃住費用都由李繼東承擔，日常用品從香菸到衛生紙也全部由他購買，學員每年過節，可以坐廠裏的汽車回家，甚至死後的壽衣、爆竹、骨灰盒也全部是李繼東出錢。
“我是這個世界上最有錢的人。你說生命值多少錢？我把這些艾滋病人控制起來，救了多少人的命？”
戒毒與心癮
“孫悟空”13歲就開始吸毒。初一的一個晚上，晚自習下學後，他和同學去一個朋友家喝酒，這個朋友在他的右手肘上注射了一針。第二天，“孫悟空”吐了一地，開始了與毒品爲友的生活。
開始，每週他只注射兩三次，半年後，他發現自己每天都離不開針管，一天最少一次，多的要五次，朋友不再提供免費的毒品，以後每注射一針海洛因，他要花10元。
第二年的考試“孫悟空”考得一塌糊塗，從此沒有讀書，直到2001年10月被警察抓捕，父母才知道，他們19歲的兒子已經有6年毒齡了。
“被抓的那天，正和兩個朋友一起打針。”隨即，他被送到思茅市強制戒毒所。
思茅市強制戒毒所成立於1995年，6年時間裏，戒毒所所長楊明翔正爲極高的復吸率而喪失工作成就感，“每次看見那些放出去的人幾個月後又被抓回戒毒所，我時常懷疑自己工作的價值”。傳統的強制戒毒機構雖然能在一週內就使吸毒者從生理上擺脫對毒品的依賴，但“心癮”難除，戒毒者一旦離開戒毒所，很快就會復吸。
雲南第一家民間戒毒機構“戴託普藥物依賴治療康復中心”的創辦人楊茂彬，原先就在雲南第一家官辦戒毒機構工作。4年後他發現自己的工作毫無收穫，“治療過兩千多人，但回報我的是不斷的復吸、暴力、性亂和謊言。”楊茂彬說，“想了很多辦法，但沒有任何效果。”
楊說，他治療過的吸毒人員“戒斷毒品的比率不超過百分之一”。
直到一次美國考察後，楊茂彬才找到一種他認爲較有效的戒毒模式，於1998年在昆明創辦了戴託普。這個詞源於英語的“DAY TOP”，可以直譯爲“天天最佳”。
“戴託普”認爲，吸毒成癮的心理依賴纔是導致復吸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整個戒毒過程中，除了脫毒治療外，還必須對吸毒者的異常心理進行干預，使他們徹底擺脫毒品。
美國的戴託普幾乎解決了楊茂彬以前無法解決的所有問題，那裏沒有暴力、沒有謊言、沒有性亂，大家平等友好坦誠相處，以兄弟姐妹相稱，戒斷率高達70%。“核心就是改變吸毒者的價值觀，改造他們生存的亞文化。”楊茂彬在美國第一次看到，戒毒原來不僅僅是“醫生給病人看病”那麼簡單。2001年，楊茂彬的“戴託普”開辦3年後，與昆明相隔520公里的思茅戒毒所所長楊明翔正在爲相同的難題所困擾。
雖然楊明翔沒有理論背景做支撐，但他也發現，僅僅把人關起來是戒斷不了毒癮的。“復吸率高的原因，一是外部環境不好，戒毒者出去後很快就能買到毒品；二是個人原因，他們沒有工作，家人不管，不被社會承認，很容易回到以前的生活。”
那幾年，在雲南其它地區，曾有老闆僱傭了十幾個吸毒者工作，但很快就被吸毒者打跑了。楊明翔覺得，至少這樣能爲吸毒者提供一份穩定的工作，如果運作好，戒毒者靠自己的勞動應該能養活自己。
他很快就找到了合適的人選：李繼東有產業，有霸氣，更重要的，李是他多年的好友，相知頗深。他覺得可以複製這種模式，於是在2002年5月的一天，還在戒毒所關押着的“孫悟空”被警察帶到了監倉外，警察告訴他，出去做一個工程。
一個黑胖的男人站在47名戒毒者面前，他就是他們的新老闆。
生與死
李繼東身材矮胖，按中國傳統的面相學來看，他有一副福相——雙頰豐滿，兩耳碩大。他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儘管只有小學畢業，籤自己的名字都有困難，但他總喜歡用反問句式談話：“我愛旅遊，你說現在我敢去嗎？”“什麼刑訊逼供，不打他會招嗎？”……
他穿一套黑西服，他說那是一個朋友最近才送他的，“他說我穿着就像個農民”。他行事高調，給重生工廠的每一輛汽車都貼上醒目的藍色“關愛”大字，他給自己的白色吉普車貼上了印有“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的圖標，車頂還有一盞警笛。
這輛吉普和另一輛“全順”麪包車是去年他被評選爲中國民間十大戒毒人士後公安部禁毒委贈送給他的。不用說，印着國家禁毒委標識的車在偏遠的思茅確實很引人注目，李繼東解釋，這樣做確實動用了一點特權，但這是必要的，因爲車裏時常坐着艾滋病人，有時候，其它的車就是要給他讓路。
一個月前，“全順”車在去往重生工廠位於大山裏的一個分部的路上，一頭撞到了一棵樹。“全順”的車頭像被大刀切過那樣，整個不見了，車裏的四個人一個重傷，其他三個只受輕傷。“他們四個都是艾滋病人，血流一地，我就是開着警笛把他們送到醫院的。”
在重生工廠，生與死是最隱諱卻又最常想到的問題。“正常人50歲以前不會想自己怎麼死，怎麼化，誰來送別，誰來戴孝，但我們那些二十幾歲的學員就必須想，這是很現實的問題。”李繼東說，他特別能體會學員的心理。
他生於1977年8月，有一個哥哥。母親是一名家庭主婦，父親是思茅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後來成了思茅最早一批的稽毒民警。
他從13歲就開始和死亡打交道，有一天他的心臟突然以每分鐘200次的速率跳動，後來被確診爲一種心臟病。“別人的心臟只有一根指令，我的有兩根，平時兩根頻率一樣，同步給心臟發指令，一旦沒休息好，或者一頓飯沒吃好，兩根指令就各自指揮心臟，心臟猛跳。這是最危險的一種心臟病，屬於頻發。”
他小學畢業後就休學在家，幾乎每個月被送到醫院搶救一次。當他渾身插滿管子，躺在病牀上，他就開始默默乞求：“只要讓我活下去，我乞求醫生、乞求上天、乞求莫名其妙的主，如果這次沒死，以後就去救很多人的命。”
1999年，他的朋友因爲吸毒過量死亡了，他的父親，也在閒談中告訴他，一撥一撥的吸毒者正在死去，他很難理解，爲什麼自己苦苦求生，有些人卻輕率放棄。
2001年，25歲的李繼東靠開修理廠、代理牛奶已經積攢下百萬家產，在思茅成了小有名氣的年輕老闆。第二年，他又開了家水泥預製板廠，專門承包人行道鋪設工程。
他享受着生活，四處旅遊，北京去了四次，他最喜歡北京，他覺得那的“霸氣”讓他着迷。他還喜歡吃吃喝喝，可以早上坐飛機到昆明，只爲吃頓午飯，下午再飛回思茅。
2002年的一天，好朋友戒毒所所長楊明翔給他介紹了一項工程，鋪設戒毒所地磚，李繼東有了一批特殊僱工——47個戒毒者。
從此，他要開始兌現他乞求“醫生、上天、莫名其妙的主”時許下的諾言——救很多人的命。
#p#副標題#e# 重生與破產
工程完工後，“孫悟空”和其他35個人主動留在了李繼東的工廠，李繼東帶着這35名吸毒人員做了艾滋病毒感染檢測，結果有26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沒有感染的當天全部走了。他們有的痛哭，有的喝酒，有些不想活了，有些說想報復別人。
李繼東沒有和家人商量，就收留了這二十多名和自己素不相識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他們回到社會上，肯定要感染更多人。而且和他們處了一段時間也有感情了，把他們推走我做不來。當時我有一百多萬，有車有房，能有的基本都有了，覺得靠其它廠賺錢，養活這些人應該沒問題。”
“孫悟空”正是在那次檢測中發現感染了艾滋病毒，他還不知道那是什麼病，聽說是絕症後，他決定留在李繼東的工廠，因爲回家後他知道自己肯定還要吸毒，遲早還要被送進戒毒所，而工廠比戒毒所自由多了。
在雲南，吸毒與艾滋病是一對“孿生子”，有超過70%的艾滋病病毒是由共用注射器注射海洛因而傳播的。
一個月內，重生工廠收留的艾滋病感染者增加到了80人，那裏不僅吃住免費，而且還很“自由”，這對那些生活在低層，遭人歧視，被毒品折磨的人來說，很有吸引力。
重生工廠也以超過李繼東設想的速度，跌進了破產困境。
2003年，重生工廠參加公開投標承包了兩萬米的人行道水泥地磚工程，“孫悟空”和其他學員每天就住在馬路上。工程結束，賺了30萬元，可這也成了他們最後一個工程。
越來越多的人知道，李繼東的工人都是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攜帶者，他的牛奶公司先倒閉了，因爲大家擔心牛奶裏有毒，接着汽修廠也關門了，那些跟着李繼東一起創業的老員工紛紛辭職。
一年後，重生廠陷入絕境。雖然廠裏養了100多頭豬，還有幾畝魚塘，但不夠179名工人每月5萬元的開銷。
工廠的鐵門拆掉稱斤按廢鐵賣了502元，買回150公斤大米，三天後米吃完了，下午2點大家還沒吃早飯，把備用輪胎當了300元。除夕夜，學員們殺豬備飯，李繼東躺在牀上想了4個小時：“走？還是不走？”
幾天後，他把車賣了，還偷了兒子的存摺，上面存着兒子的壓歲錢。
“一天，東哥帶着我和其他四個人去他家，他把衣櫃拉開，讓我們挨件翻，找兜裏的零錢。”“孫悟空”他們翻開每個口袋，找到了三十幾元，然後到市場上買了一斤肉，十幾斤白菜。
2004年的新年，重生工廠命懸一線。“實在撐不下去了。”李繼東默默無聞地幹了兩年後，不得不重新定位，“一定要有更多人來幫忙”。
#p#副標題#e# 自由與管制
“恐龍”是其他學員給他取的綽號，因爲他不僅注射海洛因，還吸食冰毒，每次吸完冰毒的幻覺讓他發瘋。
一個池塘在他眼裏是片大海，他脫掉衣服縱身跳進去游泳；照鏡子，他看見臉上爬滿小蟲，抓啊抓，清醒後臉上疤痕累累；他連續十個小時用針扎自己的手，要把一根根刺從手掌裏挑出來，現在他的雙手仍然遺留着十幾個小黑點。
2003年“恐龍”來到重生工廠，正是廠子最困難的時候。
住在破草房，每頓飯一個菜，每個人也只有一套迷彩服，“恐龍”還是喜歡上了這個地方。“如果沒進來，早就死了。”一次他高燒持續不退，他才知道自己感染了HIV。
“既然他們都來了，我怎麼可能還把他們趕走？”瀕臨破產的李繼東開始找媒體，請他們報道他的工廠，找官員，反映他的困難。
思茅市政府很快就做出反應。
一名副市長給107名學員辦理了低保，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費。2005年，新市長召開辦公會，準備撥600萬元扶持重生工廠，並劃了一座銅礦免費開採。隨後，又規定重生工廠的學員到醫院看病由政府全部買單，這爲李繼東每年節約了30多萬元。
媒體的拜訪也紛沓而至，在“2005年度十大民間禁毒人士”評選活動中，李繼東以15萬票當選。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到重生廠視察時說，如果有更多的像李繼東這樣的人，就能徹底改變雲南毒品蔓延的勢頭。一名網友則留言，他說看到了人性的光輝。
關於重生工廠的辯論也越來越多。有人認爲艾滋病感染者應該像普通人那樣，過自由的生活。李繼東說，就是要把他們關起來，因爲他認識的艾滋病毒攜帶者都曾有報復社會的念頭。“就是要控制他們，發現誰復吸、故意傳播艾滋病，我立即報告公安把他們抓起來。”那些質疑的人也許忽視了一個關鍵：留在重生工廠的人其實是自願的。
“老鬼”拖着腿走過來，才40歲，上頜就只剩下了2顆門牙。“老鬼”曾經是個毒販子，至少被抓過6次。坐在家裏的牀上，用刀片把海洛因刮下來，包成小包，從窗口扔出去，就有錢從外面扔進來，大牀上堆滿了錢。她家的地板上到處扔着注射器，穿拖鞋根本進不去。
“2個月掙了十萬元。”那還是上世紀80年代，“老鬼”就是富翁了。2005年“老鬼”最後一次從監獄出來，身體徹底垮了，不僅感染了HIV，風溼、肺結核也折磨着她。縣城醫院給她下病危通知書的當天，朋友把她送到了重生工廠。
工廠裏規定，每天7點起牀，吃完早點跑步，之後自由活動，或者打掃衛生，午休後自由活動，晚飯和午餐一樣兩菜一湯，吃過飯可以打牌、唱K、看電視、打檯球或者幹任何自己喜歡的事情。硬性的規定只有三條：不準吸毒，不準性亂，外出必須5人同行，互相監督。
習慣揮金如土的“老鬼”根本看不上工廠裏的條件，她從不抽李繼東買給學員們的三塊錢一包的“小紅河”，只抽自己買的煙。病好後“老鬼”就走了，幾個月後，她又回來了。在重生工廠，除了不得不面對艾滋病毒，生活幾乎沒有任何壓力，而且規律生活對身體的好處顯而易見，何況那裏還有那麼多與自己同病相憐的朋友。
簡單生活和溫情脈脈的社區纔是留住他們的原因。
“以前滿腦子錢，人生過了半輩子，才知道應該好好活幾年，瀟瀟灑灑玩幾年。”“老鬼”在重生工廠認識了新男朋友，住進了夫妻間，“準備在這裏養老了，回去孤孤單單的，這裏人對我還是好呢”。
得到幫助的重生工廠渡過了難關，李繼東卻覺得，自己距離目標並沒有更近一些，“和全國那麼多感染者相比，我的努力不過是滄海一粟，比我有錢、有能力、有愛心的人太多了，應該有更多人來幹”。
他使勁揮動着手：“如果讓我幹一輩子，我立馬跳河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