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還在試營業的男同酒吧就此暫時關閉，留下來一個未解的宏大命題，大理甚至中國男同何去何從？這是我們的時代裏、在這片土地上，防艾大業必須面對的現實困惑。很多人在宏觀上認同防艾，而在細節上難以“從我做起”，大理男同酒吧關門就是一例。
當然，我們也不要誤解了質疑者的聲音，作爲納稅人，他們有權對公共財政表達看法，即便是某些人骨子裏對艾滋病羣體尚未消除歧視或偏見，這都不能簡單作爲否定那些質疑男同酒吧的理由，而恰恰是這些質疑的聲音，才應該成爲反思和檢視防艾大業的一個案例，我以爲，對防艾事業發表的任何聲音，都不應該忽視。
首先，要相信羣衆，但也不要給羣衆講空洞的大道理。比如，要麼是宣揚艾滋病只是疾病並不可怕，要麼是提供個貌似權威的調查報告說 “性傳播持續成爲主要傳播途徑”，顯然，這種文字因爲缺乏情感因子，難以抵消公衆對於自身安全的擔憂和關切——— 其實，就在連乙肝逐漸羣體意識“脫敏”，而普遍遭遇現實障礙的尷尬中，更加神祕兮兮的艾滋病怎能不會引起羣體的誤解？在公衆更多獲知一個疾病“危害性”的時候，每一次的數據發佈無疑等於加劇歧視。#p#副標題#e#
其次，防艾大業，從現實來看，更多體現出的是一種政府責任，而非社會責任，公衆的參與和配合遠不及想象的好。就以大理男同酒吧爲例，那麼多人在指責浪費納稅人錢財，卻忽視了政府本身就負有防艾的職責，真正的浪費應是錢財挪用、貪污，而不是“錢花到了點子上”，收穫的卻是口水。可能正是如此，有消息稱，相關部門闢謠“並非政府出資”。其實，男同酒吧最值得肯定的就是找到了政府此前難以精確找到防治目標的鑰匙，無疑，從這個角度來說，大理男同酒吧的關閉，等於掐斷了與防治羣體的聯繫。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談如何取得公衆的配合。大理男同酒吧關門，其原因表面上是不堪壓力，其實，還要承認防艾集合了羣體意識、民族道德、羣體價值觀等多種元素，這是防艾大業中的最基本的“中國特色”，任何試圖忽略這一國情的做法，都勢必遭遇更大的阻力。比如，安全套進大學校園被否定，不是基於防艾措施自身能量和效果到底幾何的考量，根源在於羣體意識、價值觀等夾擊從而左右了防艾的方向和努力，這是現實中必須正視的。
因而，我很贊同有人說的，眼下防艾最需要的是“不關注”，不要將羣體的視線輕易引入這個敏感區域，從防艾大業的角度說，倒可以避免防艾措施與道德產生正面衝突摩擦。但在羣體的視線移開的同時，要加大艾滋病防護知識的人性化普及和人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