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一直呼籲不僅要重視賣血傳播，更要警惕賣出的帶毒血漿流向，邢臺的情況表明我的擔心已成事實。我從1996年在一次會診中遭遇第一個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女病人後踏上防艾之路，至今已近十年，對此深有體會。在某些未公開的艾滋病高發區，據說只要舉報我的行蹤，就可以獎勵500元，而發現外地記者，獎勵只有50元。
隨着2004年艾滋病日前夕胡錦濤總書記與艾滋病人握手、2005年春節溫家寶總理與艾滋病人共度春節，以及吳儀副總理要求“對瞞報、漏報和遲報疫情的行爲，要嚴肅追究責任”，儘管形勢不容樂觀，但已有所改觀。與政府公開承諾救助艾滋病人和消除對艾滋病的歧視的同時，公衆對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恐慌與歧視卻有增無減，已成爲當前遏制日益嚴峻的艾滋病傳播、爲病人和孤兒提供關懷和幫助的極大障礙。
艾滋病至今仍是不治之症，其傳染速度快，發病率和死亡率極高，這給缺乏預防知識的公衆帶來極大的恐慌。而這種無知導致的恐慌，使一些人對艾滋病人和感染者採取冷漠、敵視的態度。我在調查中發現有的孩子輸血感染後被學校拒收或勒令退學;某些單位一旦發現艾滋病感染者，不僅將其開除，家屬也遭株連;竟有人在公開媒體宣稱艾滋病感染者是罪有應得，建議將他們集中起來任其自生自滅;更有甚者，我今年出版《中國艾滋病調查》後，在一次簽名售書活動中親眼看到有市民一看見“艾滋病”三個字扭頭就跑，彷彿看見這三個字就會傳染。
實際上，艾滋病屬於體液接觸型感染，只有三種傳播途徑：血液、性和母嬰。艾滋病病毒不可能通過空氣、水源、食物等途徑傳播，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一般接觸絕對不會傳染艾滋病。艾滋病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艾滋病的無知!
而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源，是過去在防艾宣傳中片面強調艾滋病的性傳播途徑，導致公衆長期認爲只有做了“不正經”的壞事纔會染病，只要潔身自好，就絕對不會感染，因此防艾與己無關。這種誤導極大地阻礙了當前艾滋病預防工作的正常開展。實際上，性傳播途徑必須有一定量的帶毒體液和皮膚或黏膜有破損爲前提，研究證實其傳播概率是1/500。而共用針頭傳播概率高達50%以上，輸入病毒攜帶者的血漿，則幾乎是100%!其他如注射、拔牙、紋身等有血液接觸的情況，如果消毒不嚴也可能導致感染，公衆更是知之甚少，似乎只有安全套纔是防艾宣傳的“法寶”。
我不反對在高危人羣中發放安全套，但安全套避孕的效果也非100%，更何況預防艾滋病?而片面強調性傳播，讓公衆對迫在眉睫的艾滋病蔓延的嚴峻局勢缺乏警惕，這是極端危險的。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原地區及鄰近省份出現的賣血熱就造成艾滋病大面積“局竈性”高發，那麼多由於貧困而去賣血的農民怎麼會是性亂、吸毒感染的呢?即使真有性亂而感染的，他們理應受到道德的譴責或法律的懲罰，但難道他們就因此活該去死，連生存的權利都沒有了嗎?艾滋病也是病，艾滋病人也是人，感冒者不會受到歧視，人們爲什麼要歧視艾滋病人?
在艾滋病疫情形勢依然嚴峻的今天，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潛在的“危險者”。艾滋病早已不是那個遙遠國度一些人腐朽沒落生活方式的產物，而是一場全民族的危機，與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健康休慼相關!善待艾滋病人是政府和公衆的責任，因爲善待艾滋病人就是善待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