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一幕，講臺下的同學表現各異:部分大膽的男生面露“壞笑”，多數人則一臉嚴肅的表情，部分女生則開始臉紅，眼光躲閃。最後，爲說明安全套綠色無害，劉源的女搭檔按慣例吃掉了演示用過的香蕉。這時，臺下一名女生突然捂着嘴衝出教室。
在同齡人面前演示安全套的使用方法，講解性知識、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知識的劉源是經過專業培訓的生殖健康志願者。可是，在同學們中間，不少人戲稱他是大學生“性愛導師”。
遊戲中談“性”寓教於樂
2000年，世界公益組織“瑪麗斯特普”在中國設立機構——“你我健康服務中心”，並先後在青島、南寧等地成立了6家服務中心。該中心聯合當地高校成立學生社團，對學生開展名爲“同伴教育”的生殖健康培訓。
鄭州大學數學系2007級學生劉源，便是一名“同伴教育”志願者。
據劉源介紹，“同伴教育”已在全球運行26年，體系十分成熟。“每個步驟乃至每個細節都有各自的作用和目標，整體說就是先活躍氣氛，再進行"性脫敏"，最後深入講解。”他點着頭說。
編於2005年的《青少年生殖健康和艾滋病預防同伴教育培訓手冊》修訂本顯示:“"同伴教育"是由經過培訓的志願者，對具有相同或相似背景的同伴，開展有關生殖健康、性、艾滋病等內容的討論，引導其進行健康、負責任的行爲選擇。依次可分爲相互認識、價值觀與愛情觀討論、性和性別、避孕與流產、安全套使用、性病和艾滋病等部分。”
“所有內容都以遊戲爲載體。”劉源說，“因爲"同伴教育"互動較多，類似電視上的綜藝節目。所以，我們這些志願者也被稱爲"主持人"”。而爲保證主持人傳達的觀點“不偏向某一性別”，每場“同伴教育”的兩名主持人必須一男一女。
“大多情況下，這個活動的參與者都由學校指定學院，並下達指標到各個班級。”劉源說。雖然活動效果很好，但劉源和夥伴發現，當他們自己去號召學生參加時，卻發現“挺難的”。“有一次，我苦口婆心地講了半個多小時的電話。嘴都快說幹了，只喊來5個人。”劉源說，“他們不是說"有事"，就是害羞不敢來。”#p#副標題#e#
性教育落後是教育落後中的典型
劉源說，剛進大學時報名接受“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訓，是稀裏糊塗去的，之前自己從未接觸過那些花花綠綠的安全套。“當培訓老師拿着香蕉演示安全套使用時，我心裏直呼，哎呀，真是太"雷"人了！後來，看着老師有滋有味地吃掉那根演示用過的香蕉，我也有點受不了。”可兩天培訓過後，對一些敏感名詞，甚至自己吃香蕉，劉源都沒感覺了，因爲“心裏已經接受了”。
2008年，鄭州你我健康服務中心對鄭州在校大學生、初中以上中專與職校學生、務工人員進行了一次專項調查，參與者平均年齡爲21.6歲，收回有效問卷1809份。結果顯示，鄭州年輕人第一次發生性行爲的平均年齡爲19.7歲。
從開始被“雷”到“漸漸愛上這項事業”的劉源，嚴肅地說:“本來應該是性行爲"保守"，同時加強教育與引導，現在正好相反，是性行爲越來越"開化"，教育與引導卻跟不上。”
劉源舉了一個例子，鄭州某高校曾組織以艾滋病爲主題的flash動畫製作大賽。一部獲獎作品中有這樣的場景:一個年輕人在醫院不慎使用了艾滋病患者使用過的注射器，5年後的一天，便突然暈倒了。醫院檢測發現，原來是潛伏在體內的艾滋病病毒發作了。
“錯誤百出！”劉源直呼，“艾滋病病毒有潛伏期，雖然時間長短會因感染者體質不同而有所差別，但即使發作，也不至於突然暈倒。”
更令他擔憂的是，一些同學因缺乏專業知識而輕易相信和傳播一些虛假的流言。
去年夏天，劉源的QQ和手機接到同一信息，稱某地一批艾滋病患者爲報復社會，在飯店饅頭內注射艾滋病患者血液，提醒大家小心。
“這消息明顯是虛假的。艾滋病病毒離開人體後，存活時間極短，即使注射到饅頭內，也不可能傳染人。”劉源嘆口氣說，“但手機和QQ同時收到信息，可見不少同學都相信了，並且進行了傳播。”
與劉源同爲志願者的女大學生楊亞菲，也曾在同學的QQ空間裏看到類似信息。她說:“如果大家都懂得一些關於艾滋病的知識，就不會傳播這種只會製造恐慌情緒的虛假信息，而且對自身預防艾滋病，緩解社會對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視都有很大幫助。”#p#副標題#e#
拿什麼拯救你我的愛人
“從男生看黃片、個別女生流產，到生理健康選修課"供不應求"，都可以看出加強大學生性教育與性引導已十分必要。”劉源說，“而目前學校的生理健康選修課不僅開的太少，而且涉及"性"的部分內容較淺。最重要的是，老師年齡比我們大，不瞭解我們是怎麼想的，講課方式單調，很多內容說不出口。”
“相比之下，"同伴教育"就是對學校教育很好的補充。”鄭州你我健康服務中心主任曾春娥說，“這些志願者都受過專業的系統培訓，還要經過嚴格的考覈才能成爲"主持人"，而且每場"同伴教育"只有20名左右的參與者，整個過程生動有趣，互動性也強，像是在與同齡人開聯誼會，學生們參加後印象深刻。最重要的是，"同伴教育"系統的目的並沒有停留在生殖健康教育層面，它裏面有大量關於愛情、魅力、價值觀的內容，目的便是爲了引導學生對性愛進行負責任的選擇。”
從2007年開始的每個學期，曾春娥都會聯繫鄭州近20所高校，希望能與學校開展合作。但3年來，只有5所學校成爲她們的合作伙伴，其他學校均以各種理由予以拒絕。
曾春娥告訴記者，中心經常有獨自來流產的女孩，最年輕的只有15歲。她說:“女大學生流產其實並不如社會上想象的那麼多，因爲她們的知識層次相對較高。問題比較嚴重的，是職業學校的女生和到城市打工的農村女孩。”
“這些孩子美麗的青春該何處安放？”曾春娥坦言心中的憂慮。但是，看着鄭州市計生委給服務中心特別頒發的《計劃生育服務許可證》，想着在鄭州已舉辦的230多場“同伴教育”，曾春娥仍然對未來充滿希望:“慢慢來，一口吃不了個胖子。有那麼多年輕優秀的大學生志願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