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宗金鑑》有“封髓丹爲固精之要藥”讚語。清代醫家鄭欽安在臨證中體會到：“此一方不可輕視，餘常親身閱歷，能治一切虛火上衝，牙疼、咳嗽、喘促、面腫、喉痹、耳腫、面赤、鼻塞、遺尿、滑精諸症，屢獲奇效，實有出人意外、令人不解者。
餘仔細揣摩，而始知其制方之意重在調和水火也。至平至常，至神至妙，餘經試之，願諸公亦試之。”（見《醫理真傳》）而當代中醫界，除繼承蒲輔周經驗使用三才封髓丹治療口瘡等病變外，似很少論及封髓丹一方。而後學者根據鄭氏的“調和水火”一語，以及“虛火上衝”諸病症，臨證時也無法真正理解和運用該方。
考封髓丹一方，最早見於元·許國禎編纂的《御藥院方》一書“補虛損門”中。原文：“封髓丹：降心火，益腎水。黃柏三兩，縮砂仁一兩半，甘草。上藥搗羅爲細末，水煮麪糊稀和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用蓯蓉半兩，切作片子，酒一大盞，浸一宿，次日煎三四沸，濾去滓，送下，空心食前服。”
本方有“降心火，益腎水”之功。但是，用我們現在的觀點分析，方中四味藥，既沒有降心火的藥（如黃連之類），也沒有益腎水的藥（如地黃之類）。還有，本方出自“補虛損門”，而方中除肉蓯蓉外，他藥並無補益之功，肉蓯蓉也非方中主藥。
用方首在明理，理不明則良方也無用武之地。
一日，讀《續名醫類案》，見“齒門”下有易思蘭治一人齒痛不可忍，診其脈“上兩部俱得本體，惟二尺洪數有力”，斷爲“此腎經火邪太盛也”。易氏案後自注：“腎脈不沉濡而洪數，是所不勝者侮其所勝，乃妻入乘夫，腎經中已有火邪矣。”腎水所不勝者爲心火，心火所勝者爲腎水，也就是說，腎經中火邪是由心火侮腎所致。
案中用藥是以“黃柏爲君以滋腎水，泄腎火”。讀及此處，聯想到封髓丹方，方中以黃柏爲君，“降心火”，實即瀉心火侮腎所致之腎火，“益腎水”實即瀉腎火以保腎水。
黃柏一味，瀉火、益水兼備，已成一方。或佐甘草（原方中劑量缺），加強瀉火、益水之功，成一方也已足夠。張仲景就有大黃甘草湯、芍藥甘草湯、桂枝甘草湯、甘草乾薑湯等方，黃柏與甘草組方，“降心火，益腎水”，境界也直抵經方，爲什麼又要加入縮砂仁呢？畢竟，砂仁辛溫、香燥，既不利於降火，也不利於益水。#p#副標題#e#
《醫宗金鑑·刪補名醫方論》引趙羽皇的話說：“若縮砂仁者，以其味辛性溫，善能入腎，腎之所惡在燥，而潤之者惟辛，縮砂仁通三焦達津液，能內五臟六腑之精而歸於腎。”這裏提到腎燥、辛潤。《黃帝內經》中說：“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本草綱目》中說：“腎惡燥，以辛潤之，縮砂仁之辛，以潤腎燥。”可以這樣認爲，方中砂仁之功在於潤腎燥。水不足則燥，水足則潤，那麼“益腎水”也即“潤腎燥”之互辭，只不過砂仁辛潤腎燥是通過辛散溫通、布化氣液而完成，與地黃類藥直補腎水截然不同。
《慎齋遺書》載一案：“一婦泄瀉，兩尺無神，此腎燥不合也。”用肉蓯蓉爲君潤腎燥而愈。張東扶在註文中說：“腎燥不合，四字妙極。凡物潤則堅密無縫，燥則破綻有痕。”又說：“餘因慎齋腎燥不合之語，因思滑精一證，理亦同情。”那麼“封髓”就是治“腎不合”，而善治“腎不合”所致滑精，就是“固精之要藥”。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爲，封髓丹方所治病證爲在腎燥不合基礎上的相火妄動（即腎火瀰漫）。該病證既不同於治療腎陰虧虛、虛火上炎的知柏地黃湯證，也不同於治療陰氣太盛、逼陽上浮的潛陽丹證（潛陽丹：砂仁、附子、龜板、甘草），更不同於治療脾胃虛弱、陰火上衝的補中益氣湯加黃柏證。當然，封髓丹方也與瀉心火、益腎水的黃連阿膠湯方絕非同類。
如果把砂仁理解爲治療中焦溼阻而將封髓丹用於治療溼熱病證，甚或通過加味治療與腎燥、相火無關的病證，這屬於方證使用範圍的擴大，而非原方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