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飯後，格蕾絲·阿欽７歲的女兒都會給她端來一杯水，並提醒她，“該吃藥了”。
“我喜歡這樣的感覺。有這樣懂事的女兒，是我作爲一個母親莫大的榮幸。每次吃完藥，我都會向她保證，‘媽媽很快就會好起來的’，”阿欽說。
“我還沒有告訴她，我得的是艾滋病。她只知道‘媽媽每天晚上要吃藥’。她覺得提醒我按時吃藥是她的責任”。
阿欽是肯尼亞數以千計的單親艾滋病媽媽之一。她們當中有一些是在成爲單親家長後感染的疾病，但更多的情況是，她們的配偶早已因爲艾滋病併發症去世，只留下她們獨自承擔生活重擔和病痛折磨。
“我丈夫２００３年因艾滋病去世，”阿欽回憶。當時正懷着女兒的她，到內羅畢一家醫院進行產前檢查，才知道自己也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自此以後她就十分清楚“等待自己的將是怎樣的結局”。丈夫去世後的８年裏，阿欽靠一己之力，不僅撫養兩個孩子長大，而且從未放棄與殘酷命運的抗爭。
“在過去８年裏，我儘量讓孩子們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確保他們能和別的孩子一樣。話雖如此，但我花在治療和藥物上的錢，也確實很多”。
每個月，阿欽至少要花５５美元來購買相關藥品。醫療上的花費，毫不留情地“榨乾”她的錢袋。不過，阿欽說自己是幸運的，因爲她有一份工作，這給她提供了穩定的經濟來源。但也正是這份工作，不時使她“蒙受恥辱”。
“在辦公室，同事們總是不停地問你，最後一次去檢測是在什麼時候，”阿欽說，最開始她還可以挺過去，但後來同事們問得越來越多，越來越沒有底線，自己簡直“給惹惱了”，像是被“剝去了最後一點尊嚴”，“赤裸裸”地站在大庭廣衆面前。阿欽說，有些知道她病情的同事，甚至還不斷地說着“最近好像你又瘦了不少哇”之類的“風涼話”。
類似這樣的冷嘲熱諷，不但影響了阿欽的正常工作，更嚴重的是，在阿欽眼裏，這簡直就像“殺人的刀”，毫不留情地“殺死你全部的鬥志”。
“很多時候我儘量不表露出來，因爲我擔心女兒會問我爲什麼這麼傷心，”她說，“儘管你的身體已經如此脆弱，但你的精神卻必須更加堅強，這樣才能活下去。”就這樣，阿欽只能把遭到歧視的痛苦，一個人默默承受。
“作爲一個單身母親，你不能讓孩子看到你跌倒的樣子，因爲你就是他們的‘大樹’，他們都指望着你呢。”阿欽說。
在內羅畢，阿欽是爲數不多的願意站出來讓公衆瞭解她病情的艾滋病媽媽，儘管這讓她遭到了不少冷遇和白眼。但她積極樂觀的形象，卻又給許多人以“生命的感動”。
“在我的工作場所和其他支持艾滋病人的組織裏，我都是一個積極的‘同伴教育者’。我知道我可能活不長，但我要儘量活得積極一些，爲了孩子，也爲了自己”。
對於未來，阿欽說，她已經幫孩子們購買了教育保險，以“保障他們的未來”。“我每月支付保費，這足夠確保他們完成學業”。
但阿欽也憂心地說，政府和相關機構給攜帶艾滋病病毒的夫婦們提供了各種關懷方案，但單親艾滋病媽媽卻似乎“已被人遺忘”。
阿欽說：“沒有人談論誰是單親艾滋病媽媽，沒有人會談，彷彿我們不存在似的。但其實我們這個羣體，更需要社會和政府更多的幫助和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