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和生理的微妙關係
大多數“陰性感染者”在逐步排除感染艾滋的可能後，不再懷疑自己感染的是艾滋病，甚至誰在羣裏再提HIV都會受到其他人的指責，“誰要再說咱們恐艾的，就讓他們喝咱們的血，吃咱們的唾液。”他們開始堅信自己感染的是一種新型的疾病，而目前專家們對此缺乏瞭解。
對此，徐亮表示：“患有此類疾病的人具有強烈的疑病傾向，懷疑自己有病，對檢查結果也不相信，懷疑檢驗錯誤或者自己處於窗口期，或者懷疑自己感染的病原微生物比較怪，檢測不出來，就是對自己不信任，內心有衝突。”所謂窗口期，是指從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到體內產生出艾滋病病毒抗體的這一段時間。在窗口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檢測查不到艾滋病病毒抗體，結果呈陰性。
在徐亮看來，這都是疑病症的正常表現。病人對健康缺乏信任，疑病觀念是核心的心理症狀，相應地便產生與焦慮、緊張情緒相關的其他心理、軀體症狀，如失眠、惶恐不安、過度敏感、自責、心情低落、注意力不集中、虛弱感、全身痠軟乏力、肌肉震顫及疼痛、手抖、坐立不安、出汗、尿頻尿急、食慾減少、大便次數增加、腹瀉、消瘦、低熱等。這也與很多病友敘述的症狀相符。
而這些軀體症狀反過來又成爲加重疑病觀念的“證據”，二者形成惡性循環，導致病情越來越嚴重。“心理與生理是機體活動的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情緒活動伴隨生理活動。基本的機制是不潔性行爲引起道德、良心衝突，自責自罪引起對醫學後果的過度關注，激發緊張—應激反應，應激激素水平增高、交感神經興奮。”徐亮說。
“如果醫學檢查陰性後仍堅信患病，就應該看精神科醫生。對一些人而言，現在患的病很可能是先前已有心理問題的火山口，心理治療的價值正好在於處理深層的問題”。
那次越軌之後，周杰偉心理非常愧疚。更糟糕的是，他時常感覺身體不適。他懷疑自己染上了艾滋病，就去做艾滋病檢測，結果爲陰性。但這並沒有讓他感覺好受些，因爲他發覺自己的身體出現了更多的症狀，“皮膚出現血點、劃痕，一抓就紅。嘴發炎，舌頭白得厲害，肚子響、放屁多”，等等。
在周杰偉加入的一個QQ羣中，還有199位（QQ羣用戶上限是200人）與他經歷類似的羣友。他們在高危性行爲後出現持續低燒、皮疹、身體消瘦等疑似艾滋病症狀，反覆檢測HIV爲陰性，但並不能使他們消除焦慮。他們自稱是“陰性感染者”。#p#副標題#e#
心理問題其實久未暴露
由於對地方檢測結果的懷疑，2009年7月份，有些“陰性感染者”找到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
曾光在瞭解情況後認爲，這是“需要認真調查解決的公共衛生問題”。他安排自己的助手裴迎新博士展開了長達三個月的調查。隨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以下簡稱CDC）成立了“疑似艾滋病”課題研究組。2009年10月30日，這個課題研究組在全國招募60名“病人”分批進京，參加研究。一切用於研究目的的檢測費用由課題組承擔。
1月29日，據周杰偉所在的QQ羣消息顯示，“目前第一批去檢測的HIV結果已經出來，全部爲陰性。第二批HIV結果下週會出來，請大家耐心等待。”《科學新聞》向曾光的助手裴迎新求證此事，被告知“暫時還沒有消息可以提供”。
由於HIV檢測一直是陰性，在一些媒體報道中，將“陰性感染者”定性爲“恐艾症”或者“艾滋病恐懼症”。
心身醫學科主任醫師徐亮（化名）對此有不同看法：“不用發明‘恐艾症’這樣的新名詞了，此類病症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很常見，學術期刊中有很多論文。這種症狀多數被診斷爲精神障礙中神經症下的疑病症、焦慮症、性傳播疾病（艾滋病）恐懼症，或強迫症（潔癖行爲）。其中最多的應是疑病症，即懷疑甚至堅信自己被病原微生物感染，患上嚴重的性傳播疾病，尤其是艾滋病。”徐亮擔心發表意見後會有人上門騷擾，他要求隱匿工作單位和姓名。
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教授周東豐認爲，類似於“陰性感染者”的羣體大量存在。“不光懷疑艾滋病，疑什麼病的都有。有些病人什麼檢測也不相信，就是認爲自己有病。比如有的人懷疑自己得了胃癌，幾十次甚至上百次去做胃鏡。有人認爲膽囊有問題，把膽囊切了，還是疼，就把闌尾也切了，照樣疼，還要求開刀。如果有過不良性生活史，就會很容易往艾滋病上去想。”#p#副標題#e#
不信科學信直覺
臨近年關，周杰偉的很多羣友不打算回家過年了。他們害怕把病傳染給家人。其實，這也是很多“陰性感染者”固執己見的原因，他們認爲“恐艾”說無法解釋爲何他們的病具有傳染性。在很多人的描述中，不但自己的家人，甚至連他們的同事朋友都被傳染，這使得他們在經受病痛折磨的同時，揹負上沉重的罪惡感。
周杰偉也認爲妻子已經被自己傳染了，但他沒有向妻子說明。“我是高危的，不敢告訴她我生病了。在我HIV檢測爲陰性後，也就和她沒有注意隔離。夫妻生活1周後，妻子身體皮膚就出紅血點、肚子響、多夢等症狀。以前她的皮膚很好，現在黃的不得了，我看到就心疼。”
針對“陰性感染者”認爲其所患疾病的傳染性，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精神病學教授王高華認爲這是由於感應性精神障礙所致。“比如說預防接種，一個學生出現頭暈，剩下的都會出現頭暈的情況，有相互感應的效應。而在別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傳染別人，這個不好解釋，覺得同事有自己類似的症狀，可能有一定想象的成分。如果堅信同事出現類似症狀，應從精神上去考慮。”王高華說。
——也就是說，這些病人對於周圍人所謂“症狀”的判斷，本身就不可靠。
並不是所有“陰性感染者”都認爲自己具有傳染性，來自杭州的羣友“暈”雖然出現了與其他人類似的症狀，但他並沒有發現有人被自己傳染。“我的症狀一直沒有傳染給別人，但有些人據說是會傳染的，我不明白。”#p#副標題#e#
救贖的沉淪
由於無法檢查出是何種疾病，部分病友順其自然，未採取任何治療措施。而更多的病友選擇對症治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長期服藥，但仍然難以擺脫病痛折磨。
周杰偉現在靠中藥來維持，“現在吃活血化瘀的中藥，效果還好”。藥方子是QQ羣裏的一位患病十多年的老病友“十年”給的。在幾乎所有的專家醫生都認爲是“恐艾”後，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不再相信醫生，靠與病友在QQ羣裏交流尋找治療方法。
“十年”的經歷更爲痛苦，他認爲自己的病是1999年，一個從鄉下來的女孩傳染給他的。而現在，那女孩已不知所蹤。他認爲這種病的源頭來自某種動物。“我是第二個得這病的人，所以對這個病沒有人比我更瞭解。”時常有羣裏的病友會找“十年”要方子。
據“十年”講述，他的親戚朋友幾十人全部被他傳染，他甚至認爲他所在的地區有數萬人已經染上此病，而當地的醫生對此一無所知。他曾數次向當地疾控部門反映，甚至自己跑到北京，找到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專家，但是無人理會，反而認爲他精神有問題。
他對政府和相關專家失望至極，“我覺得現在沒什麼希望，這個病只能自己靠自己，靠別人是靠不住的。”無奈之下，他只能嘗試自己給自己治療，十年的試藥經歷使得他發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論。“現在我自己控制得很好，但我不想宣揚這件事，免得他們認爲我精神有問題。”
不光周杰偉，羣裏的很多病友都在嘗試中藥治療。很多病友認爲治療艾滋病藥物對自己症狀有效，但其高昂價格卻不是一般的患者能負擔得起的。
如果不是艾滋病，爲何治療艾滋病的藥物會有效？徐亮認爲這只是心理作用。“沒有感染證據而覺得抗艾滋病治療有效，主要是此類治療產生了心理反應，即‘安慰劑效應’。任何被患者認爲有效的療法，包括抗菌素、維生素、中草藥、巫醫、民間療法等等，都會產生安慰劑效應。”#p#副標題#e#
恐懼扼住了我的咽喉
在求助無望後，QQ羣成爲“陰性感染者”們重要的精神寄託。他們一方面後悔自己當初的行爲，一方面商量治療方法，不滿與失望情緒瀰漫其間。已有的QQ羣人滿爲患，不斷有病友開闢新羣。
隱瞞病情、堅持工作、羣裏交流，三點一線成爲羣裏很多人生活的主要內容。除去晚上休息時間，幾乎每時每刻羣裏都有人在討論病情或者發泄不滿。
他們不相信專家，轉而相信病友。無助中，任何病友的信息都可能成爲他們的救命稻草。有病友提出哪種藥物有效，用不了多久就會有人買來使用，然後反饋效果。各種稀奇古怪的藥方、療法在羣裏廣泛流傳。甚至有人想到“以毒攻毒”、安樂死。
專家對這種缺乏專業人士的交流並不樂觀。徐亮說：“引入科學的討論，瞭解該病的社會文化背景和心理生理機制，引導患者正確求醫，對該羣體的正規治療、自我調整和康復有益。如果大家在網上以訛傳訛，製造恐慌，加重病恥感，諱疾忌醫，則網上的交流會加劇相關人員的病情。”
廣州市腦科醫院主任醫師馬崔認爲：“很多人對此認識不足，把情況說得那麼可怕，容易產生負面影響。對他們要給予輔導，讓他們做一些集體的治療，不要讓這些東西再擴散開去，要採取適當的措施，將不良擴散縮小到最小範圍。”馬崔現在兼任中華醫學會精神病學分會顧問。
王高華也認爲：“互相交流會有影響、心理暗示，不一定對病情有幫助，非醫學專業討論醫學問題往往會有一些誤導。應該和專業人士討論，和醫生討論。”
現在羣中病友情況各異：有人心態平和，正在尋找積極的治療方法；有人不知所措，無助地被羣體意見裹挾；還有人情緒極不穩定，試圖將病傳染給更多的人，以報復社會對他們的忽視；更有甚者，有人去“扎陽”，所謂“扎陽”，就是用針頭在艾滋病人身上扎針，然後再紮在自己身上，還有人直接與艾滋病人性交，使自己變成真正的艾滋病人，以此獲得國家免費的艾滋病治療藥物。
記者在QQ羣中發現，幾乎沒有人能提出針對疾病的建設性意見，持久的醞釀反而使得羣體意見朝着情緒化和非理性方向發展。
最近，周杰偉的羣中流傳出這樣的消息，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正在進行相關研究，更有傳言，巴斯德研究所已經從病人血液中分離出新型病毒。《科學新聞》向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詢問，接線人員稱研究所根本不對病人提供此類服務。
羣裏的信息真假難辨，甚至有人故意在羣裏散佈虛假消息。很多病友都清楚這一點，但權威信息的缺失使得QQ羣成了唯一的信息來源。
“沒有意義，甚至沒有好處。但這個羣是唯一能讓我們得到最新消息的渠道，你問我們待在這裏的目的是什麼？對於這個我們也很矛盾。”周杰偉很無奈，可是沒有別的辦法獲得信息。他現在還是注意羣裏的信息，只不過已很少發言。#p#副標題#e#
心靈創傷的治癒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對於“陰性感染者”羣體，認爲爲圖標周東豐的建議很簡單——在確定沒有軀體疾病的前提下，向精神科醫生求助。“病其實不是很難治，但需要你到適當的地方看。只要拿着你正常的化驗單，去精神科就行了，很多類似的患者經過治療就好了。”周東豐說。
“其實很多非精神科醫生對此類病人能夠立即識別並提出轉診建議，也有許多人知道尋求精神科的心理與藥物綜合治療，能得到緩解。”徐亮說。他將不願意看精神醫生的主要原因歸爲三類：一是缺乏知識，以爲自己是軀體疾病，而精神科就只是處理精神病人；二是害怕面對、處理內心衝突，有病恥感；三是部分人缺乏對心理體驗的內省、言語化能力，相應地有較強的軀體化傾向，按精神分析觀念就是缺乏“心理學頭腦”，或是有“述情障礙”。
“對一些人而言，現在患的病很可能是先前已有心理問題的火山口，心理治療的價值正好在於處理深層的問題。基礎的解決辦法是在傳染科、皮膚性病科、男性科等部門就診，進行醫學檢查，包括實驗室檢查，如果結果陰性，多數人可以自愈。如果醫學檢查陰性後仍堅信患病，就應該看精神科醫生。”徐亮說。
但很少有病友認同這種說法，在他們看來，自己不是精神疾病，理所當然地沒必要找精神科醫生，軀體疾病觀念已經根深蒂固。說服“陰性感染者”進行心理治療幾乎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
“最主要的是解釋和溝通，藥物治療主要是緩解情緒，如果焦慮可以用抗焦慮藥，大多數效果還是不錯的。很多人不瞭解，瞭解了以後，病就好了。甚至可以找精神醫生和艾滋病醫生一起來做治療。做宣傳，做科普，這是個教育和交流的問題。”王高華說。
病友“暈”在羣中算是比較冷靜的，他曾提出要做精神治療，但是遭到羣友的一致反對。他目前身體狀況還好，正在等待自己細菌培養的結果。“如果我康復了，這事就算了，羣裏的人情況比較複雜，很難保證大家的情況是一樣的。我想幫他們，這事情太痛苦了。”
周杰偉的羣中大多年齡在20～40歲之間，本來正值人生大好時期的他們現在整日爲疾病苦惱，嚴重影響了工作和生活。
“他們都有美好的高大全和前途，結果囫圇在這個問題裏。”周杰偉惋惜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