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五年的愛情長跑，兩人準備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宣傳日”到北京舉行婚禮。有媒體就此發表評論認爲，“對社會邊緣羣體的寬容，對他們應有權利的保障，是體現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誌”。
對任何人和事的寬容，都應當以不違反法律法規爲原則界限，這就是寬容的底線。《婚姻法》第七條確實沒有特別提及艾滋病患者能不能結婚（事實上也沒有明確提及任何疾病），但是如果像患有艾滋病這種傳染性極強、無法治癒且會影響下一代的疾病的人都可以結婚，那還有什麼疾病屬於“醫學上認爲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呢？實際上，在國家衛生部《關於印發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意見的通知》中，也有“艾滋病病人應暫緩結婚”的明確規定。目前國內絕大部分省、市、區，對於在婚檢時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體檢醫生都會出示“暫緩結婚”的醫學意見，這也是各級民政部門不允許艾滋病患者結婚的最直接的依據（中新社11月24日）。由此可以認爲，允許艾滋病患者結婚，不符合相關的法律法規，結婚並不是艾滋病患者的“應有權利”。
對任何人和事的寬容，也不應該只停留在感性層面上，而應該注入更多的理性成分。筆者注意到，由於“艾滋女”結婚這一“空前壯舉”，貌似追求個人的自由與權利，貌似考驗社會的寬容與關懷，於是有太多的人爲之打氣叫好、推波助瀾。但是稍作理性思考就會發現，“艾滋女”結婚事件對於當事人雙方、對於這個社會，都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有意義。這位“艾滋女”結婚看上去是個人的私事，我們也姑且不論讓健康的丈夫在漫長的婚姻歲月中忍受性的煎熬或感染艾滋的恐懼，算不算真正的愛情和道義，但是他們結婚以後，妻子便有可能將艾滋病病毒原體傳染給丈夫，即使利用安全套防止夫婦間感染，也無法做到100％的安全。更讓人擔憂的是，“艾滋女”小琴表示要生孩子以享受天倫之樂，而誰都知道母嬰傳染是艾滋病的三種傳染途徑之一，感染概率達到15％至40％。母親選擇了生孩子，但是對於孩子來講，卻無法選擇是否以艾滋病毒攜帶者的身份出生，對於社會來講，便有可能增加了一個艾滋病病源。顯然，將艾滋病病毒傳染給更多的人，這不是艾滋病患者應有的權利，更不是社會寬容艾滋病患者應當付出的代價。對於艾滋病患者結婚和生育的寬容，其實是一種非理性的、無原則的寬容。在目前的醫學條件下，對艾滋病患者結婚說“不”，應是一種理性的選擇。#p#副標題#e#
艾滋病與艾滋病人
疾病有很多種，醫學上不能“妙手回春”的病也有很多種，但沒有一種疾病像艾滋病這樣容易引起復雜的社會反應。在一些人看來，艾滋病在生理上屬於一種“超級絕症”，又是一種“烈性傳染病”，更是一種“道德病”。這幾種因素相互激盪，形成對艾滋病巨大的懼恨交織的心理，這種社會心理使艾滋病羣體難以被視爲通常意義上的病人。
這種社會心理也埋藏在各種關於艾滋病的報道之中。在關愛艾滋病羣體的呼籲中，“讓艾滋病人得到關愛”，往往是爲着“不要讓艾滋病人形成與社會對立，產生報復社會的心理”，關愛的出發點，並不在於艾滋病羣體的權益，而是一般性的恐懼。“艾滋針”傳言，則是假冒的艾滋病人與害怕報復的社會大衆合作演出的劇目，這一劇目仍然建立在恐懼的基礎上。
問題不在於艾滋病本身是否令人恐懼，而在於恐懼的對象從疾病轉移到了“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感染者”身上。任何一種難以有效醫治的疾病，都是令人恐懼的，但病人並不可怕，而艾滋病人卻被視爲可怕的。
這種感受來自於一個假設，即艾滋病感染者是絕望的、瘋狂的。如果說關於艾滋病感染者絕望的設想，是來自於無法有效醫治；那麼關於他們瘋狂的設想，又來自於哪裏，哪些因素使人們設想艾滋病感染者會採取社會報復性的行動呢？人們一方面因爲恐懼而製造了與艾滋病羣體的隔離，因爲對艾滋病傳播途徑的並不十分正確的認識而造成了對艾滋病感染者的蔑視，另一方面又對這種隔離和蔑視的後果形成了更大的恐懼。
也有消除恐懼的努力，但這些努力中大量“矯枉過正”的做法，表明人們對艾滋病的認識並不像對一般疾病那樣平靜中正。在貴州“艾滋女”結婚的許多報道中，都對“艾滋女”及其男友至今仍有吸毒習慣一事閃爍其詞，兩個“愛情種子”的壯舉後面，兩個家庭的巨大痛苦基本不被提及。艾滋病人生育孩子的病毒感染率，有的說是30％，有人則說不足1％，如此低的母嬰感染率不知是否有科學依據。還有一篇報道，說專家指出“與艾滋病人結婚並不可怕”，好像艾滋病從客觀上講就不是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疾病。
需要對艾滋病有一個正常的認識。艾滋病是可怕的，艾滋病的流行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後果，但艾滋病人不是可怕的。我們應當有能力區分對待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態度，正如我們可以區別對待癌症和癌症患者。只有這樣才能就事論理，既不爲體現對病人的關愛而降低疾病的可怕性，也不爲了對艾滋病的過度防範而隔離、歧視和懼怕艾滋病人。
